法国革命的新宣言⁴⁶¹

　　“在政变灾难后笼罩着整个法国的黑暗中，报界的先生们比其他人更丧魂落魄。你们对镇压俯首帖耳、逆来顺受。你们沉默地忍受着，好象惩罚是应得的，而且那样恭顺，好象这是永世不变的。能够这样吗？十年中毫无行动，毫无声音，没有一句抗议的话，没有一句希望的话。强的和弱的，年老的和年轻的，大人物和小人物，教员和学生，全都无声无息，全都垂头丧气。荒漠中听不到一点声息。在法语词典里不再有表示自由的词。英国人问我们，在法国还说不说法语？我们却垂头无言以对。甚至奥地利报刊都在挖苦你们，连俄国报刊也在为你们痛心。这样的法国报刊竟成了哥萨克怜悯和蔑视的对象！波拿巴藐视太阳，把它熄灭了。谁应该把它重新点燃，或者把这个熄灭了的星球换掉？没有太阳，还有火山，如果说上天不再给予光明和温暖，那么还有潜在的太阳，地下的火焰，黑暗中的光亮，人民的烈火。我们已经看到达座维苏威火山的火焰，因此不该悲观失望。”

　　“我们从那些不朽的人——immortels开始。（研究院院士被称作“immortels”。）这就是他们，这四十个座位，更确切地说，这四十个灵柩；著作者的幽灵，喃喃念着碑文的幽灵，他们干枯的头脑只是在复活对过去的回忆和惋惜。他〈基佐〉，老朽的伊克西昂，被教条的迷雾所迷惑，⁴⁶²追求自己的立宪幻想，在君主制车轮的恶性循环中辗转于戈德和弗罗斯多夫之间，他是裹着‘联合派’²³⁶稻草的象征。还有另一位魔术师，是他的同时代人〈库辛〉，为了爱的王国而离开了索尔邦，象浮士德那样为失去的时间寻找补偿，肩负着六十多岁的重荷重返青春，效劳于弗伦特党的明珠⁴⁶³，因为他在二十岁时曾非常喜爱折衷主义！还有第三位人物〈梯也尔〉，他不老也不年轻，在他身上有某种没有成熟的东西，又有某种已经腐朽的东西，是一个已经衰老的孩子，一架僵化了的永动机，从艺术飞到政治，又从政治飞到历史，老是怨恨革命，大加赞扬帝国，在残废人院和他的著作中两次为大人物^FN2举行葬礼，⁴⁶⁴——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国家历史学家，历史的蛆虫，百人卫队⁴⁶⁵编制内的塔西佗，他有陛下的委任状和政府的委托书。最后，最末的一位，但不是他们中最次的一个，是没有写过《伊利亚特》的荷马〈拉马丁〉，没有闻过火药味的贝利萨留，只驱散一帮低能教师，只歌颂埃尔维拉的俘获，格拉齐埃拉的历史编纂学家，吉伦特派的诗人，复辟时期的吹鼓手，共和时期的演说家，帝国时期的忠实可怜虫。
　　“我们不再谈僵死者，现在来谈谈人。我们看看他们中最活跃的人物——尽管是假装的，——看看那些扯起正统派、奥尔良派和自由派的旗帜捍卫自己原则的人。这是另一座墓地！不过这里还可听到一点声息。什么声息？叹息，啜泣和暗语。干这些他们有足够的勇气，但没有更大的胆量。他们叹息，哭泣，却看不见眼泪。这只是沉默的反抗，忧伤的无畏，惋惜的勇敢。宪法和宪章¹⁵⁴，以及他们自己赶走的亨利五世直到公爵夫人^FN3，毫无例外都在悲泣。贝朗热的遗体被抹上了香料，伏尔泰从死者中复活……贝朗热进过监狱，伏尔泰曾被流放。而他们的哭灵人常去教堂。勇敢的《辩论报》^FN4声称，为负义人去死意味着白白送死，它宁愿不惜任何代价活着……《世纪报》则说，既然要死，那只能为温和而死。他们这一代人的英明的代表们同现状妥协，满足于人行道上的卖身生涯。”“……他们中那些真正的布鲁土斯装出温和地反对维伊奥的姿态。⁴⁶⁶的确，十九世纪中叶，在为人民的主权和理性而进行的三次革命以后，九月革命以后经过六十六年，七月革命以后经过二十八年，二月革命以后经过十年，1858年，人们在法国讨论……什么呢？真是不可思议的事……讨论拉梅耐这个勇敢和高尚的典范、正义的热忱崇拜者。他在1848年六月战斗后的第二天宁愿折断自己的笔，也不愿让它听从军刀的指挥，他勇敢地呼喊‘穷人应该沉默’，⁴⁶⁷以表示对富有的胜利者的抗议，他既把自己失去自由的岁月，也把自己葬身于公墓⁴⁶⁸变为抗议的工具，你只是一个胆小鬼和笨蛋！英明就英明在写东西而什么都不说，勇敢就勇敢在说话是为了谎言和叛变，为了同限制的制度和好，为了适应菲亚伦医生规定的食谱，为了宣读社论的甜言蜜语，为了听取皮蒙特和比利时的法制辩论⁴⁶⁹。整个这个时期十二月政体一直支配着法国的生活、权利和未来。人民过去的代表，新闻记者，优秀的公民——革命遗留下来的所有的人——从贝尔岛的监狱转移到科西嘉岛的监狱，以便服刑期满后把他们发落到更远的地方，象对待德勒克吕兹那样，把他们送到凯恩的灼热的沙漠地区……即使这样的消息也必定是从英国报刊的深处秘密地传到法国去的。甚至在崇拜偶像的罗马和吉达⁴⁷⁰的宗教狂热者中间也是闻所未闻的耻辱！有一个已经结婚的女人，离开了她的丈夫，来到她陌生的巴黎；在这里她遭到逮捕，被送到守卫房；现在请听，这些十二月帮的士兵们在干什么！我们援引正式的起诉书。守卫军士把她关进禁闭室，用种种淫秽的要求纠缠她而未能得逞。于是他命令他的两名猎兵进入禁闭室碰碰运气。女人反抗这两个兵。军士就在兵营这里硬把妇女按倒在长凳上，在她头下垫了一个背包。然后把蜡烛熄灭，以军士和班长为首的所有在场的人（九个男人）抓住了她的手脚进行强奸，她大声喊叫：‘上帝啊！放开我吧！放开我吧！’军士示范以后下令：‘从右向左，报数！轮着来！’……然后，他们为侮辱这个女人而寻欢作乐，喝了两夸脱白兰地。而这些秩序的卫士，这些挂满了奖章的救世主，民族的花朵，这些曾经完成了十二月政变、而现在成排地完成集体强奸的文森狙击兵，被关了六天禁闭，并罚款十六法郎以补偿造成的损失。强奸者是不可侵犯的，而报道这些事实的报纸受命宣布，实际上是‘情有可原’。皇帝万岁！的确《泰晤士报》说得对：任何具有健全思想和感情的人一定宁愿把法国报刊全部取消也不愿它们参预这样的罪行。不能让点不亮的灯冒烟！为什么继续撒谎？为什么扰乱舆论？打着真理招牌的谎言已经够了，假装羞怯的卖淫已经够了，以坚贞不渝掩饰的怯懦已经够了，以谋生为借口的腐化已经够了。虚伪骗人的木乃伊，不要再假装活人了！到坟墓里去吧……你看，这些夸耀自己至少是某种观点的拥护者的报刊专家还是好的呢！……而其他人呢？首先，这里有对社会生活漠不关心的中立派，他们躲进阴凉的山洞，在那里为艺术卖弄艺术，或者为哲学卖弄哲学；他们是对韵脚或诗行入迷的隐士，只重视装束的花花公子，爱钻研抽象概念的学究，他们以庸人的无用来为自己的淡漠辩护，同时让皇帝的英雄分给他们一点儿馅饼和十字勋章，而他们自己就象昆虫作茧那样，在他们的作品里自尽；这些虚荣的毛虫，这些利己主义的虫蛹，是冷酷无情的，象纳尔苏修斯那样因爱慕自身而死去。其次，还有一个集团，其代表人物曾经参加过革命，而现在参加投机活动……和平帝国的辉煌成果⁴⁷¹……他们曾为原则服务，而现在为资本服务；他们曾代表政党，而现在代表银行家；他们曾自称为保皇派或共和派，而现在是以西北银行和大东方银行的名义进行活动，是米勒斯办事处或米约大厦的臣民，是吃这些银行家王朝俸禄的正统派，是交易所崇拜者的利未人⁴⁷²，他们歌颂利息，鼓吹在商人神殿里领取报酬的权利；这些圣西门主义的余孽，指挥着金牛犊（又成为上帝了）祭坛旁和骗子手^FN5（已变成凯撒了）宝座旁的合唱队……呸！我们闻到著作界令人讨厌的沉渣的气味，官场的腐朽气味，穿着仆役制服的尸体和镶着金银饰边的骷髅的气味，《国家报》、《祖国报》、《通报》、《立宪主义者报》这些在马厩的粪便中跳圆圈舞的祖国的寄生虫的气味。”

“所有的人，从最有名的人物到毫无名气的人物，都在尽自己的职责。从贝朗热到方托、从马加隆到库里埃、塔亚、图亚、贝尔、康舒瓦、沙特兰——他们全都进了监狱，一部分人在圣珀拉惹，另一部分人在普瓦西。在‘最佳共和国的’时期，情况也一样：拉梅耐被监禁，拉斯拜尔、卡雷尔、马拉斯特、杜波蒂、埃斯基罗斯、托雷——所有共和派也被监禁。阿尔芒·卡雷尔永远感到光荣的是，他在当时用武力反抗暴行，用他的剑保卫他的报纸，使佩里埃在下面这种不能忘记的挑战面前退却：‘在街头被暗杀的人的生命毫无价值，但是如果一个正直的人在合法反抗的时候，在他自己的住所被佩里埃先生的秘密警探镇压的话，那么他的生命将是十分可贵的。他的血将呼吁复仇。每一个怀有自尊心的著作家应该用法律对抗非法，以武力对抗武力。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就是我的职责……’⁴⁷³但是如果十二月以后法国的所有‘名士’都离开了战场，那么工人阶级甚至农民就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独自承担罪恶的迫害，准备密谋，然后转入进攻——谁也不知道他们，他们是无名的，纯粹的真正的平民……伊波德龙案件⁴⁷⁴以及从巴黎到里昂、从圣亚田到波尔多发生的武装起义的图谋同他们都有关系。在翁热是采石工人，在夏龙是箍桶匠，普通工人，他们没有上层阶级的领导人而自冒风险地采取行动”⁴⁷⁵。

　　“‘这个人是爱劳动、守纪律、受过训练的无私的工人，正因为这样他就更加危险，也更值得警察注意和司法部门干预。他声称，不能容忍一个意大利人享有拯救法国的荣誉。’为了使法官相信这个人应该算作‘家庭、宗教和财产的敌人’，利埃夫尔先生读了阿热奈从阿尔及尔寄给他母亲的信，这封信被十二月政体的警察截获，信中写道：‘我们的非洲看守们深知我与家庭的关系，常常迫使我在人情和理智、感情和职责之间作出选择。每当我收到你的信的时候，这种痛苦就会出现，他们牢牢盯着我，看我被这种痛苦折磨。就这样拖了很长时期。最后，典狱长——一个高级军官——在耍尽伎俩和斗得疲惫不堪之后，一天晚上来到我的牢房，同我交谈了几句，最后说：“如果你不屈服，就让你粉身碎骨。”我回答说：“你们可以让我粉身碎骨，但是我不会屈服。”过了几天，他们通知我说，有命令要把我送到凯恩去。他们给我十二小时考虑。我为自己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时间。就是这样，我没有屈服，也没有被粉身碎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还是这句老俗话。我祝贺你，因为让你看到了，我没有屈从于诱惑，没有接受你的请求，而只是按照我自己良心的召唤来行动。这个忠诚的谋士一再向我重复说，我只是凭良心和为职责而活着，因为，不这样将一无所有，而只剩下一具粗野的外壳；我日益清楚地感到，这内心的呼声是真理的呼声……这就是我能在家人面前为自己说明的情况。’”
　　“帝国检察官——皮阿先生指出——这样的事当然不可能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