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年2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的两封来信已收到，十分感谢。倍倍尔和席佩耳的信现退还。
　　柏林人还在继续对我进行抵制，我一封信也没有收到，他们显然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然而，《汉堡回声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如果考虑到这些人还受到拉萨尔主义的强烈影响，甚至还相信既得权利体系，那末，这篇社论写得还是很不错的。⁴⁸我从这篇文章和《法兰克福报》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敌对报刊的攻击即使还没有精疲力竭，也已经达到了顶点。只要顶住这种冲击，——据我看，直到现在这种冲击是很软弱的——人们就能很快从最初的惊恐中镇静下来。但是，阿德勒的驻柏林记者（阿·布劳恩？）却因为我发表这份手稿竟向我表示感谢。再有两三起这样的反应，反抗就会瓦解。
　　1875年5―6月间，他们对倍倍尔隐瞒、而且是有意地隐瞒了这份手稿，这在倍倍尔告诉我他的出狱日期是4月1日时，我马上就清楚了。我还写信对他说，他应该看到这篇文章，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情况”的话。对这个问题，如有必要，我将在适当时候要求对我作出答复。这个文件长期在李卜克内西手里，白拉克费了好大劲才从他那里要了回来。李卜克内西想把这个文件一直保留在自己手里，以便在最后修改纲领时加以利用。至于如何利用，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请把拉法格的文章⁴⁹的手稿按挂号印刷品寄给我，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另外，他的关于帕德列夫斯基的文章^FN1相当好，对于驳斥《前进报》对法国政治的失实报道是很有用的武器。总之，威廉^FN2在这方面很不走运。他到处吹捧法兰西共和国，而他自己的特约记者盖得却到处骂法兰西共和国。³⁵
　　据席佩耳说，党团准备发表一项声明⁴⁵，对此我根本不予理睬。如果他们愿意，我准备申明：我没有向他们请示的习惯。至于发表这份手稿他们高兴与否，这跟我毫不相干。我乐意为他们保留就这个或那个问题表示异议的权利。如果情况不致发展到我非对声明表态不可，我是不会想去答复的。我们就等着看吧。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准备给倍倍尔写信，因为，第一，他本人应该先告诉我，他对这个问题的最后意见是怎样的；第二，党团的每一项决议都是全体成员签名的，不管表决时是否每个成员都表示赞成。不过，如果倍倍尔以为我会让自己卷入一场不愉快的论战，那他就错了。要我卷入这场论战，首先他们要说一些我不能置之不理的谎言等等。相反地，我简直是满怀和意，也没有任何理由发火，我渴望架设任何一种桥梁——浮桥，机架桥，铁桥或石桥，甚至是金桥，以便跨越倍倍尔隐约看到在远处可能存在的深渊或鸿沟。
　　真奇怪！现在席佩耳写道，许多老拉萨尔分子以自己的拉萨尔主义感到自豪，而他们在这里时⁵⁰，却异口同声地断言：在德国再没有拉萨尔分子了！这种说法正是使我打消某些疑虑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现在倍倍尔也认为，许多好同志受到很大挫伤。这样的话，本来就应该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地告诉我。
　　其次，如果在十五年后的今天，还不能直截了当地谈论拉萨尔在理论上的胡诌和妄测，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然而，当时由于反社会党人法³⁸的存在，党本身及其执行委员会、党团以及其他等等，除了因为通过这样一个纲领而受到谴责（而这是无法逃避的）外，没有受到任何其他谴责。在这项法令实施期间，根本谈不上修改纲领的问题。而法令一废除，修改纲领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样，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另外，还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

你的　弗·恩·

　　关于艾威林在北安普顿代替布莱德洛为候选人一事，你也许已经听说了。邀请他的是社会民主联盟⁹地方分部和煤气工人。他到了那里，并发表了演说，颇受欢迎。他获得九百至一千张选票是有把握的。但是，他付不出选举费用保证金。一个托利党的奸细要向他提供这笔钱，他愤怒地拒绝了。结果他没有被提名为候选人，但从此他却是公认的北安普顿工人候选人了。

脚注

FN1 保·拉法格《帕德列夫斯基的一枪》。——编者注
FN2 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注释

9 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35 茹·盖得在他的通讯《法国来信》（《Briefe　aus　Frankreich》）（载于1891年1月28和30日《前进报》第23和25号）中，揭露了以孔斯旦、鲁维埃等人为首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所谓的“机会主义派”）那种损害共和国声誉的镇压国内工人运动的政策。——第20、32页。
38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18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卷第25、88页）。
　　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第21、33、37、80、87、105、109、147、167、176、222、237、262、282、348、368、444、479、490、528页。
45 指1891年2月13日《前进报》第37号发表的题为《马克思关于纲领的一封信》（《Der　Marx’sche　Programm-Brief》）的一篇社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社论中表示不同意马克思这篇著作中对哥达纲领和拉萨尔的作用的评价。——第28、32、38、52、54、82页。
48 1891年2月8日《汉堡回声报》第33号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批判》（《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rogramms》）的社论，指出了恩格斯发表的马克思这封关于纲领的信对制定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谈到既得权利体系时，指的是拉萨尔那本以此为题的著作，拉萨尔在这一著作中按照他的唯心主义观点，从哲学和法学的角度阐述了人与人之间的法的关系。对该书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恩格斯1861年12月2日给马克思的信。——第31、249页。
49 这里提到的保·拉法格为《新时代》写的那篇文章，没有在该刊发表。它发表在1892年《社会主义评论》（《La　Revue　Socialiste》）杂志第16卷第93期，标题是《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La　théorie　de　la　Valeur　et　de　la　plus-value　de　Marx　et　les　économistes　bourgeois》）。——第32、46、80页。
50 1890年11月27日至12月初，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和保·辛格尔曾到恩格斯家里作客，他们是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到伦敦祝贺恩格斯七十寿辰（1890年11月28日）的。根据恩格斯的倡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会见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爱·马克思-艾威林、约·白恩士、威·梭恩和罗·肯宁安-格莱安，在这次会见期间，就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问题，特别是就加强各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和团体之间国际联系的方式问题，交换了意见。——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