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 注
FN1 见本卷第378页。——编者注
FN2 英国。——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117页。——编者注
FN4 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编者注
FN5 即卡尔·希尔施。——编者注
FN6 双关语:《bestiebern》(拆)是由普鲁士政治警察头目的姓Stieber构成的,与《durchstöbern》(“搜查”,“挖掘”)发音相似。——编者注
FN7 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
注 释
109 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的来信,该信是他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的答复(见本卷第378―380页)。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16、117、121、206、228、261、277、327、329、361、378、386、414、424、444页。
130 讲坛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德文为Katheder)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44、153、416、445页。
257 恩格斯所谈的将来在德国出现宪制的“新纪元”,是暗讽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起当普鲁士国王)1858年10月登位摄政时所宣布的“自由主义方针”。1858年,摄政王勒令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并起用温和的自由派执政。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这个方针得到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名称“新纪元”。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新纪元”实际上为从1862年9月俾斯麦上台执政开始的容克公开军事独裁作了准备,从而“新纪元”也就结束了。——第263、276、361、414页。
338 恩格斯除了直接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德文本初版的正文作了补充和修改外,还专门为它写了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5―347页),并将论述德国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文章《马尔克》(同上,第351―369页)作为附录收入该书。——第382、416、426页。
361 在这一时期,倍倍尔在莱比锡监狱坐了四个月的牢,但是,政治犯通常被放回家过圣诞节。——第414页。
362 1866年奥普战争前夕,俾斯麦曾通过不明确的方式暗中向拿破仑第三保证,假使法国对于建立普鲁士―意大利联盟和消灭奥地利不加干涉的话,他将不妨碍法国占领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莱茵河和摩塞尔河之间的部分地区来扩张自己的领土。1866年8月6日,法国政府要求俾斯麦履行对于法国在战争期间保守中立要给予报答的诺言,坚持要恢复1814年的边界,从卢森堡撤走普鲁士驻防军,并将卢森垦归并法国。但是俾斯麦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针对这些要求,他在1867年3月19日公布了早在1866年就签订了的普鲁士同南德意志邦巴登和巴伐利亚的秘密同盟条约。
这里恩格斯重提俾斯麦那些年代的行为,是让人们注意俾斯麦1882年11月19日同请求德国支持俄国东方政策的沙皇的外交大臣吉尔斯所进行的谈判。在进行了这些谈判之后,德国报刊上出现了评述早在1879年就签订了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正式同盟的官方性的评论和文章。——第415页。
363 指鲁道夫·迈耶尔发表的洛贝尔图斯的通信:《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1882年]柏林版第1―2卷(《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tze》.Herausgegeben von Dr.R.Meyer.Bd.Ⅰ-Ⅱ.Berlin,[1882])。倍倍尔在1882年1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开玩笑说:迈耶尔很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对于他们给予的“很好接待”(在1879―1880年他访问伦敦时)显然感到荣幸,不过,这种“荣誉”他们须“与给他同样荣幸的五个红衣主教分享”。——第416、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