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1年8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本想早一些答复你5月13日的来信，但在莱比锡实行“小戒严”²¹²以后，我预料你也许会告诉我另外的秘密通讯处；既然没有等来新通讯处，现在就仍用旧的，信中还附上杜西·马克思给李卜克内西夫人的信，我们也没有她的通讯处。
　　伯恩施坦依然来信说他想离开《社会民主党人报》，并且建议现在让克格尔参加，然后使之成为他的继任者。我认为任何变动都是有害的。伯恩施坦出乎意料地如此称职（例如，他的论“知识分子”的文章²⁰⁴，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以外，写得很出色，而且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方针），以致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克格尔在这方面至少还没有经过考验，而情况又是这么摆着：应该避免任何试验。我已力请伯恩施坦留任，我认为最好由你们来说服他。在他主持之下，报纸愈办愈好，他本人也变得更好了。他具有真正的机智，能迅速领悟，这和考茨基截然不同；后者是一个很不错的青年，但却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我和我们大家在个人关系上是很喜欢他的，他在长篇评论文章中有时也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尽管他有最好的意愿，他还是斗不过自己的本性，这比他更强大。在报社内有这样一个学理主义者，是一种真正的不幸；甚至爱德^FN1在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中对他的一篇文章也不得不加上一段批评性的结尾。可是，他为奥地利写了一张农民传单^FN2，这篇东西显示出某种象他母亲^FN3那样的小说家的才能；撇开某些学术用语不谈，这张传单写得很好，会起有益的作用。
　　我给李卜克内西写信谈了邦议会演说的问题，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说这是“策略”（但是我恰恰认为，这种“策略”是我们公开合作的障碍！），他说，不久在帝国国会中将发表另外的演说。诚然，你已经这样做了¹⁸³，但是对李卜克内西的“帝国首相的诚实”²¹³这种不妥当的和完全多余的说法，又如何解释呢？也许是他企图用这种字眼来进行讽刺，但记录中看不出这一点，而资产阶级报刊却怎样大肆利用了它啊！我再也没有答复他：反正无济于事。但是连考茨基也告诉我们说，李卜克内西向全世界，例如向奥地利，写信说，马克思和我完全同意他，赞同他的“策略”，而人们也都相信这一点。事情再不能无止境地继续下去了！《自由》也在大肆嘲笑哈特曼^FN4在讨论伤亡事故保险法时发表的演说²¹⁴，如果引用的那些话属实，那么这个演说真是叫化子式的。
　　在法国，工人候选人在巴黎获得两万张选票，在外省获得四万张选票²¹⁵；如果领导人从建立集体主义工人党¹⁷以来不是接二连三地干了蠢事的话，情况还会更好。但是就是在那里，群众也比大多数领导人好。例如，在外省，个别的巴黎候选人之所以丧失了数以千计的选票，是因为他们在那里也使用了空洞的革命词句（这种词句也是巴黎所固有的，如同嘈杂声响为手工工场所固有一样），但是在那里，人们却严肃对待这种词句，他们说：没有武器和组织，如何进行革命？此外，法国的发展正在经历着它那种合乎规律的、正常的和十分必要的和平方式的过程，这在目前来说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未必能把外省真正吸引到运动中来。
　　我非常了解，你们感到手痒，因为在德国一切都在对我们如此有利地发展着，而你们却被束缚了手脚，不能利用仿佛自然而然地纷纷落到你们手中的一切成就。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在德国，有许多人（菲勒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由于不能进行合法宣传，他已经完全灰心丧气了）过分重视公开宣传，而轻视历史事件的真正动力。只有经验才能纠正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不能加以利用的成就，对我们来说还远没有因此而丧失。只有事变本身才能唤醒冷淡消极的人民群众，如果说这些被唤起的群众在目前情况下思想依然有点混乱，那么当六十万张选票突然增加两倍，当不仅萨克森，而且所有大城市和工业区也都落入我们手中，农业工人也处于容易接受我们思想影响的状况的时候，那时解放的语言所起的作用就会更加巨大，国家和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影响就会更加强烈。这样通过冲击来争取群众，比利用公开宣传来逐渐吸引他们，更为重要，何况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公开宣传的可能性很快又会被夺走。容克、教士和资产者在目前的关系下是不会容许我们来摧毁他们的立足点的，因此最好是由他们自己去干这件事。重新刮起另一种风的时候将要来临。目前你们不得不自己去对付各种艰苦工作，忍受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卑鄙行径，而这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不要忘记对你们和我们的全体同志所采取的任何一个无耻行为。报仇的时刻一定会到来，那时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利用。

你的　弗·恩·

　　菲勒克在哥本哈根；通讯处如下：哥本哈根，留邮局待领^FN5。

脚注

FN1 爱德华·伯恩施坦。——编者注
FN2 卡·考茨基《美国来的表兄弟，对农民有教益的故事》。——编者注
FN3 敏娜·考茨基。——编者注
FN4 格奥尔格·威廉·哈特曼。——编者注
FN5 恩格斯写在信纸边上的话。——编者注

注释

17 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张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和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被称做集体主义派。他们的领导人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因此又称盖得派——这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更为普遍的一种称呼）。从1879年工人党成立之日起，在它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结果于1882年引起了党的分裂（见注78）。——第25、212页。
183 关于“戒严”，见注173。
　　这里恩格斯指的是倍倍尔于1881年3月31日和4月4日就1880年10月在柏林和汉堡―阿尔托纳实行“小戒严”和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所发表的两次发言。见《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652―661和744―756页（《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4.Legislaturperiode.Ⅳ.Session　1881.》Bd.Ⅰ.Berlin，1881，S，652-661　u.s.744―756）。倍倍尔的这两次发言还在1881年4月17日―5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22号上发表过。
　　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是俾斯麦实行的所谓“劳工法”的一部分。草案规定为工人伤亡事故保险建立一个专门的帝国银行。用于保险的开支，三分之二由工厂主负担，三分之一由工人负担，但一年所挣工资低于七百五十马克的工人除外（由帝国国库替他们支付）。假如伤病者丧失了劳动力，保险仅在第五个星期开始生效，而在此之前的开支由互助保险会负担。倍倍尔对法律草案进行了详尽尖锐的批评，要求工人伤亡事故保险的开支全部由工厂主负担。法律草案到1884年7月6日才由帝国国会通过。——第178、212、382、399页。
204 恩格斯指爱·伯恩施坦用《我们缺少知识分子》（《Es　fehlt　uns　an　Intelligenzen》）这一个标题发表的两篇文章。文章用利奥的笔名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1881年7月28日和8月11日第31和33号上。——第205、211页。
212 1881年6月在莱比锡曾经实行“小戒严”（见注173），结果，许多积极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出这个城市。1881年7月2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离开莱比锡，倍倍尔移居德勒斯顿，李卜克内西则移居莱比锡附近的勃斯多尔夫。——第211、366页。
213 看来恩格斯是指李卜克内西1881年5月31日在帝国国会所作的关于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另见注183）的发言的这样一处：“历史发展进程的力量无限地超过最强大的统治者，俾斯麦公爵本人经历了一些惊人的变化，他诚实地承认……，他有个时期曾当自由贸易派的尾巴，接着又当保护关税运动的尾巴，现在则当社会主义的尾巴。”见《帝国国会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1881年柏林版第2卷第1455页（《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4.Legislaturperiode.Ⅳ.Session　1881.》Bd.Ⅱ.Berlin，1881，S.1455）。——第212页。
214 指格·威·哈特曼1881年6月15日在帝国国会就工人伤亡事故保险法案所作的演说，关于这个演说，《自由》周报（1881年6月25日第26期）写道：“在讨论草案时，哈特曼匍匐在俾斯麦和帝国国会面前”。《自由》周报还摘录了《法兰克福报》发表的哈特曼的演说，其中有些摘录和正式速记发表的演说原文有出入，见《帝国国会速记记录。1881年第四届第四次例会》1881年柏林版第2卷第1757―1759页（《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4.Legislaturperiode.Ⅳ.Session　1881.》Bd.Ⅱ.Berlin，1881，S.1757―1759）。但据速记记录，哈特曼曾声明说，“社会民主党人……欢迎帝国首相提出的草案”，“人道志向”和“帮助穷人的道德感”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第212页。
215 指1881年8月21日举行的法国众议院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第一次从法国工人党中提出了候选人。——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