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14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6月14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由于各种事情和家务缠身，直到今天我才回复你的上两封信，告诉你美国的款项（交给弗莱里格拉特的）FN1以及美国《论坛报》应付款项的余额均已收到。要是你和查理FN2不得不跟“中间人”进行这种交易，那你确实是为我而自找罪受了。但是既然预付期票款的不是这个家伙，而是你，那你们无须通过他也可以将期票寄往美国。至少我是这样想。
　　我没有把你的消息转告皮佩尔，因为最近八到十天以来，他越来越不行了，我终于不得不严肃地同他谈了他的健康状况。发现他的病越来越坏，是一个英国庸医“治疗”的结果。我当即要他同我一起到圣巴托罗缪医院去，这是伦敦一家由最优秀和最闻名的医生免费看病的医院。他听从了。有一个老希波克拉底检查了物证，询问了过去的治疗情况，对他说：“您是一个蠢才”，并且说，如果他不严格遵守医生的每一句话，过三个月就要“完蛋”。新的疗法立即见效，过两个星期，我们的小伙子就会痊愈了。情况非常严重，决不能中断治疗。此外，弗莱里格拉特给他物色了一个什么位置。如果不成功，我就告诉你。
　　我们的快活裁缝卢普夫现在进了疯人院。大约五个月前，这个不幸的人为了摆脱日常生活的困难，跟一个老太婆结了婚，变得特别规矩，戒了酒，并且象一匹马一样地干活。大约一个星期以前，他又喝酒了；前几天他把我叫去，告诉我，他找到了使整个世界幸福的办法，并要我当他的部长等等。从昨天起他就在精神病院里了。这个家伙实在不幸。
　　卢格在《先驱》（顺便说一下，这家报纸已成为十足的市侩报纸）上宣布他将在伦敦开讲德国哲学。同时他自然千方百计地标榜自己，例如他说：“至于文笔，德国人民除他之外只有一个人物，即莱辛”。在同一号《先驱》上，俄国人赫尔岑登了关于出版他自己的文集的广告，说他和波兰委员会合作，打算在伦敦设立一个俄波印刷所来进行宣传。271
　　附上克路斯的几封信，你从其中的一封里可以看出，维利希先生威胁要对我进行的主要打击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牵涉到二十英镑，这笔钱是因为我在切尔西的女房东没有向她的房主付钱（虽然我已向她全数付清）而查抄我的财产时，我向流亡者委员会272借的；这笔钱我已一文不差地及时归还了。你应当写信告诉我，我该采取什么策略。要是可爱的维利希想以此置我于死地，那他就是个大“傻瓜”。
　　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出版了一本新书：《国内外的奴隶制》。这里所说的“奴隶制”，是指各种形式的奴役、雇佣奴隶制等等。他把他的著作给我寄来了一本，他一再引用我的话（《论坛报》上的），时而把我称做“新进的英国作家”，时而又把我称做“《纽约论坛报》的通讯员”。273我以前曾对你说过，这个人在他过去出版的全部著作中，都是论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一致”，并把一切祸患归于国家的多余的干涉。国家是他最憎恶的东西。现在他却唱另一种调子了。一切祸患都产生于大工业的集中化的影响。而这种集中化的影响又要归咎于英国，因为它使自己成为世界工场，并把其他一切国家抛回到粗野的、脱离工场手工业的农业中去。而要为英国的罪过负责的又是李嘉图—马尔萨斯的理论，特别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无论是李嘉图的理论还是工业的集中化，其必然结果都将是共产主义。为了避免这一切，为了以地方化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工厂与农业的联盟来同集中化相对抗，我们这位极端自由贸易派终于建议实行保护关税。为了避免他认为应当由英国负责的资产阶级工业的影响，他作为真正的美国佬，找到了一条出路，这就是在美国本土人为地加速这种发展。此外，由于他反对英国，从而使他象西斯蒙第那样称颂瑞士、德国和中国等国的小资产阶级制度。就是这个家伙，他曾经由于法国和中国相似而不断地嘲笑过法国。这本书里唯一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把过去英国在牙买加等地的黑奴制同美国的黑奴制加以对比。他指出，牙买加等地的大部分黑人常常是新输入的野蛮人，因为在英国人的虐待下，黑人不仅不能维持他们原有的人口，而且每年新输入的黑人中总有三分之二死亡。美国现在的一代黑人已经是当地出生的；他们多少已经美国人化了，会说英语，等等，因此有能力求得解放。
　　《论坛报》当然竭力替凯里的这本书吹嘘。它们二者确实有共同点，它们在西斯蒙第的博爱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工业化的形式下，替美国的主张实行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说话。《论坛报》虽然大谈各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话，却能够成为美国的“第一流报纸”，其秘密也就在于此。
　　你那篇关于瑞士的文章FN3当然直接打击了《论坛报》的“社论”（反对集中化等等）和它的凯里。我在第一篇论印度的文章FN4中继续了这场隐蔽的战争，在这篇文章中把英国消灭当地工业当作革命行为来描述。这会使他们很不高兴。然而，不列颠人在印度的全部统治是肮脏的，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亚洲这一部分的停滞性质（尽管有政治表面上的各种无效果的运动），完全可以用下面两种相互促进的情况来解释：（1）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2）除了这个政府之外，整个国家（几个较大的城市不算在内）分为许多村社，它们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己成为一个小天地。在一份议会报告书中，对这种村社是这样描写的：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象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每一个村社都是，而且实际上看来过去一直是一个单独的村社或共和国。官吏：（1）在不同的语言中分别被称为帕特尔、谷德、曼狄尔等等，是居民的首领，他通常总管村落的事务，调解居民的纠纷，行使警察权力，并执行村社里收税的职务……（2）卡尔纳姆、善姆波、或浦特华里，负责登记事宜。（3）塔利厄尔或斯图尔华和（4）托蒂，是村社和庄稼的守护人。（5）内干提把河流或水库的水公平地分配给各处的田地。（6）约西或占星师宣布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以及对各种农活吉利或不吉利的日子或时刻。（7）铁匠和（8）木匠，制造粗笨的农具和盖比较简陋的农舍。（9）陶工，制造村社中的各种器皿。（10）洗衣工，洗少量的衣服……（11）理发师。（12）银匠，他往往同时也是村社中的诗人和教员。其次，婆罗门管祭祀。从远古以来，这个国家的居民就生活在这种简单的地方自治的形式下。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和疫病的损害，甚至变得荒无人烟，但是同一个名称、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世世代代保存了下来。居民对于王国的覆灭和分裂漠不关心；只要村社仍然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君主统治；因为他们的内部经济仍旧没有改变。”274
　　帕特尔多半是世袭的。在某些这样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种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每个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这种村社内部存在着奴隶制和种姓制。荒地作为公共牧场。妻子和女儿从事家庭纺织业。这些田园共和国只是怀着猜忌的心情防范邻近村社侵犯自己村社的边界，它们在新近刚被英国人侵占的印度西北部还相当完整地存在着。我认为，很难想象亚洲的专制制度和停滞状态有比这更坚实的基础。英国人虽然已经使这个国家大大地爱尔兰化了，但是打破这种一成不变的原始形态毕竟是欧洲化的必要条件。只靠税吏是不能完成这项任务的。要破坏这些村社的自给自足的性质，必须消灭古老的工业。
　　在爪哇东海岸的巴厘岛，印度人的这种组织还完整地和印度人的宗教一起保存下来，它的痕迹和印度人的影响一样，在整个爪哇都可以看到。至于所有制问题，这在研究印度的英国作者中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在克里什纳以南的同外界隔绝的山区，似乎确实存在土地私有制。至于在爪哇，如前英国驻爪哇总督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爵士在他的《爪哇史》中指出的，在这个“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地租的”国家中，全部土地的绝对所有者是君主。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徒似乎首先从原则上确定了在整个亚洲“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关于上面提到的村社，我还要指出，它们在摩拏法典275中就已经出现，而在这部法典中它们的整个组织是这样的：一个高级税吏管辖十个村社，以后是一百个，再后是一千个。
　　请赶快给我来信。
你的　卡·马·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245—246页。——编者注
FN2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FN3 弗·恩格斯《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编者注
FN4 卡·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编者注

注  释

271 马克思指伦敦的报纸《先驱》1853年6月11日刊载的两篇短文：《阿尔诺德·卢格》和《伦敦的俄国民主印刷所》。
　　“自由俄国印刷所”是亚·伊·赫尔岑在波兰民主主义流亡者的积极协助下于1853年在伦敦创建的。从此俄国才有不受书报检查机关检查的印刷品。弗·伊·列宁在谈到赫尔岑这方面的活动时曾说，他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的第一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6页）。参加领导这个印刷所的，还有俄国革命民主派的另一杰出代表人物尼·普·奥格辽夫。“自由俄国印刷所”除了印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传单以外，还印过《北极星》和《钟声》这一类在俄国发展革命民主运动中起过重大作用的期刊。该印刷所存在到1867年8月，从1865年4月起设在日内瓦。——第269页。
272 流亡者委员会——见注174。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事实，在他1853年6月14日这同一天写给克路斯的信中说得更详细（见注555）。——第269页。
273 指亨·查·凯里的著作《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灭的办法》1853年费拉得尔菲亚版（H．C．Carey.《The　Slave　Trade，Domestic　and　Foreign：why　it　exists，and　how　it　may　be　extinguished》．Philadelphia，1853）。该书第203—204页引用了马克思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中的话。马克思在他的一系列书信中（例如本卷第508—509页），以及《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批判了凯里的观点。——第269页。
274 马克思所引用的是1812年发表的英国下院委员会的报告（有些地方是用自己的话转述的）。看来马克思同时还使用了乔·坎伯尔的著作《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卷首附当地居民及其制度的某些材料》1852年伦敦版（G．Campbell．《Modern　India：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To　which　is　prefixed，some　account　of　the　natives　and　native　institutions》．London，1852）。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47—148页）以及后来在《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96页）中使用了这些资料。——第272页。
275 “摩拏法典”是古印度的一部戒律集成，是按照印度奴隶占有制国家的需要和婆罗门教的教义编纂习惯法法典的早期尝试之一。据传这部法典是出自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摩拏（梵文中的“人”）之手。这部法典的材料是在许多世纪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在将近新纪元开始时初具规模。“摩拏法典”反映了保存有原始公社制许多残余的印度奴隶占有制社会发展的特点。——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