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成立之后不久，俄国人巴枯宁（虽然我从1843年就知道他，不过对于了解下面所谈情况并非绝对必要的，我都撇开不谈）在伦敦同马克思会面。后者在那里接受他加入协会，巴枯宁答应不懈怠地为协会工作。后来巴枯宁到了意大利，在那里收到马克思寄去的临时章程和对工人阶级的宣言FN1，他寄来了“非常热情的”回信，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几年以后——在这几年间他杳无音信——他又出现在瑞士。在那里他不接近国际，而接近和平和自由同盟。在这个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1867年在日内瓦召开）以后，巴枯宁参加了它的执行委员会，但是他在那里遇到了反对者，他们不仅反对他的“独裁的”影响，而且把他当做一个“可疑的俄国人”对他进行监视。国际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以后不久，和平同盟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一次巴枯宁以firebrand〔挑拨者〕的姿态出现，而且——我en passant〔顺便〕提一下——是用乐观主义的俄国佬通常为了掩饰自己的野蛮而向西方文明进攻时所用的那种口吻来痛斥西欧资产阶级。他提出一系列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用意是要使资产阶级的傻瓜们感到恐怖，而且使巴枯宁先生能够éclat〔大叫大嚷地〕退出和平同盟并加入国际。只要说说以下情况就够了：他向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包含着像“阶级平等”、“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这样一些谬论，以及与此类似的无稽之谈和一大堆唬人的胡言乱语，总而言之，是一个仅仅为着追求短暂功效的庸俗的即兴作品。巴枯宁在巴黎的朋友（一个俄国人在那里参加“实证论者评论”363的出版工作）和在伦敦的朋友像宣布un événement〔一个事变〕那样向全世界宣布巴枯宁退出和平同盟，并且宣称他的滑稽可笑的纲领——这个由陈腐的老生常谈拼凑起来的olla podrida〔杂拌〕——是某种非常惊人的和独出心裁的东西。
就在那时候，巴枯宁加入了国际的罗曼语区分部（在日内瓦）。他费了几年的时间才下定决心走这一步。但是不消几天工夫，巴枯宁先生就决定要完成国际中的变革并把它变为自己的工具。
巴枯宁背着伦敦总委员会——它在看起来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才得到通知——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就是他曾经向和平同盟的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个纲领。因此，这个团体一开始就自称是宣传巴枯宁特有的深奥哲理的“宣传团体”，而巴枯宁本人，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在这里突然以一个宗派的奠基者的姿态出现。但是，这个“同盟”的理论纲领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把戏。问题的实质在于它的实际组织，也就是说，这个团体应当是一个在日内瓦设有中央委员会的，即受巴枯宁亲自领导的国际性的团体。但同时它又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它的分部应当有代表出席国际的“应届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另一方面，此外还同时举行自己的代表大会，单独地开会，等等。
巴枯宁最初拥有的干部是当时日内瓦的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中的多数。理智往往被宣传癖遮盖住的约·菲·贝克尔，被提到首要的地位。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巴枯宁也有一些同盟者。
伦敦的总委员会对所有情况都了解。但是，它还是让巴枯宁安安静静地进行活动，直到他不得不通过约·菲·贝克尔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和纲领）提交到总委员会来批准。为此做出了一个详细论述理由的决定，它是完全“根据法律”并且“客观地”做出的，不过在这些“论据”中充满了讽刺。这个决定归纳起来就是：
1.总委员会不接纳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
2.同盟章程中涉及它同国际的关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废除和无效。
决定中论述理由的部分明确而坚决地指出，同盟无非是瓦解国际的工具。FN2
打击是突如其来的。巴枯宁当时已经把“平等报”——在瑞士的操法语的国际会员的中央机关报——变为自己的机关报，此外，他还在勒-洛克尔创办了自己的小报“进步报”，该报至今还起着这种作用，它的主编是巴枯宁的狂热信徒，一个叫吉约姆的人。
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考虑，同盟的中央委员会终于把复信寄给总委员会，复信上的签名是一个日内瓦人佩龙。为了表示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同盟准备牺牲自己独立的组织，但是有一个条件：总委员会必须宣布它承认同盟的“激进的”原则。
总委员会回答说，它的职责不是从理论上去评判各个支部的纲领。它的责任仅仅是注意在其中不要有某种直接与国际的章程及其精神相抵触的东西。因此它必须坚持从同盟的纲领中删去关于《égalité des classes》〔“阶级平等”〕的荒谬词句，而代之以《abolition des classes》〔“消灭阶级”〕（这点已经做到）。在其余方面，只要他们解散自己的独立的国际性组织，并且把他们所有支部的名单交给总委员会（nota bene〔请注意〕这点还没有做到）。他们就可以加入国际。FN3
这个事件就到此结束。名义上同盟解散了自己的组织，实际上它在巴枯宁的领导下继续存在，同时巴枯宁还在国际的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中发号施令。
除他们旧有的刊物以外，又在巴塞罗纳创办了“联盟”报，而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又在那不勒斯创办了“平等”周报364。
当时巴枯宁企图用另一种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国际变为他私人的工具。他通过我们的日内瓦罗曼语区委员会建议总委员会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总委员会同意这一点，为的是给巴枯宁来一个迎头痛击。巴枯宁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巴塞尔代表大会采纳巴枯宁在伯尔尼提出的“原则”（？），那末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不是巴枯宁转向了国际，而是国际转向了巴枯宁。由此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伦敦的总委员会（它曾反对重新抖搂圣西门派的vieillerie〔旧废物〕，这一点巴枯宁是知道的）应当退休，巴塞尔代表大会将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也就是说国际将完全受独裁者巴枯宁支配。
为了保证自己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取得多数，巴枯宁搞了真正的阴谋。甚至弄了不少伪造的代表资格证，例如代表勒-洛克尔的吉约姆先生等人的代表资格证。巴枯宁自己曾央求那不勒斯和里昂发给他代表资格证。对总委员会散布了各种各样的诬蔑。他们对一些人说，在总委员会中得势的是élément bourgeois〔资产阶级分子〕，对另一些人说，这是communisme autoritaire〔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巢穴，等等。
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结果尽人皆知。巴枯宁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总委员会仍然留在伦敦。
这次失败所引起的懊丧——巴枯宁在心灵深处大概以为他自己的各种阴谋诡计的成功是会导致胜利的——在“平等报”和“进步报”上那些充满恼怒的声明中流露出来了。同时，这些报纸愈来愈带上了官方预言家的性质。时而是国际的这个瑞士支部，时而是国际的那个瑞士支部，由于违背巴枯宁的绝对命令参加了政治运动等而被开除。最后，长久以来压抑着的对总委员会的愤恨公开地爆发了。“进步报”和“平等报”讥笑、攻击总委员会，说它没有执行自己的任务，例如没有执行三个月出版一期通报的任务；说总委员会应当放弃对英国的直接监督，应当建立一个特别的英国中央委员会来专门管理英国的事务；说总委员会关于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员所做的决定是越出了自己的职权，因为地方上的政治问题不是它的事情。此外，“进步报”和“平等报”站在施韦泽方面，坚决要求总委员会正式地和《publiquement》〔“公开地”〕对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问题表示意见。施韦泽的法国朋友们在“劳动报”（巴黎出版）上私自贩运对他有利的文章，为此“劳动报”受到“进步报”和“平等报”的赞扬；“平等报”号召共同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
事情既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就必须进行干预。现在把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的信逐字逐句地抄录如下。这个文件太长，因此不便于把它译成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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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3月28日左右 第一次发表于1902年“新时代”杂志第15期（第2卷） 原文是德文和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5―18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382―384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393―394页。——编者注
FN4 “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FN5 “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FN6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
FN7 见本卷第463―464页。——编者注
注 释
362 “机密通知”是卡·马克思于1870年3月28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而写的。这个文件包括1870年1月1日总委员会的通告信的全文，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把它寄给路·库格曼，请求他转交给委员会的委员白拉克和其他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