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偶像那样镀了金的”FN1小波拿巴法国为祝贺蒙蒂霍生儿子而大摆喜庆筵席，把国家财富挥霍在令人耻笑的排场上面；这个法国同那个在凯恩受尽折磨，在拉姆别萨吃尽苦头，在贝耳岛要塞里弄得筋疲力尽314和饱尝苦役滋味的法国，同那个在克里木遭到饿死威胁的法国，同那个濒于破产境地的法国本土的法国，形成一种非常可怕的对照。
从塔西利埃公民的信中（这封信是根据原文逐字逐句译出来的315），读者可以看到被流放到凯恩的法国公民的令人感触极深的真实遭遇。可是，那些以真正英国式的卑躬屈节而著称的报刊，却以夸张的华丽词句向沉寂的世界喋喋不休地宣扬关于萨托里兵营灌肠英雄316的宽大无边和简直是超人的仁慈的重大消息，因为他宣布大赦，使数千名获得自由而重返家园的法国人所发出的欢呼声压倒了他自己的任性的婴儿的最初的啼哭声。
然而我们暂且不谈谄媚者卖身投靠的狂喜心情，而来听听那些收买不了的事实的表白吧。布斯特拉巴317表示愿意让那些被他折磨了4年之久的人们得到自由，条件是他们必须同意蒙受洗刷不掉的耻辱，同意穿过没落帝国的furcae Caudinae 318。如果他们能宣布自己忠顺地服从帝国，即赞同coup d’état〔政变〕而放弃共和国，如果他们能出卖自己的灵魂，那末布斯特拉巴愿意把他们的生命卖给他们。
“通报”说：“早在帝国庄严地宣告成立时就发出了这个宽大的号召。”这样一来，“通报”自己就坦率地承认了，目前被吹嘘为惊人消息的大赦，只不过是4年前所玩弄的陈腐的无耻把戏的重演而已。善于收买人心的天才满怀着这样的希望而自慰：他的受害者如今被降低到他本人的水平，他们变得十分驯服，以致他们在1852年当作侮辱而愤怒地加以弃绝的东西，在1856年却把它当作恩典来接受了。
“通报”用巧妙地编造出来的虚假材料来掩饰它对卑鄙行为的“宽大号召”。该报断言，在1848年六月事件以后被判处流放阿尔及尔的11000人中，由于总统的仁慈，在非洲只留下306人。但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同一家“通报”的材料，我们断定，在1848年6月被捕的11000人中，到同年11月，即在Assemblée Constituante〔制宪议会〕讨论流放法令执行情况的时候，只留下1700人；其中1500人被送到贝耳岛要塞。1849年3月8日，在奥·巴罗内阁执政时期，1500人中间有700人被送到非洲的崩港。因此，布斯特拉巴的恩典，就是把这最后的数字700名缩减到306名，而决不是像它的好撒谎的“通报”所说的，是11000人这样一个大数目，而这个微不足道的恩典本身只不过是用来反对制宪议会的一种手腕而已。然而我们应当感谢“通报”，因为它使法国想起了卡芬雅克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干的丑恶的残暴行为。
至于谈到被放逐的十二月受害者，同一家“通报”肯定他们的人数为11201人，并断言现在已缩减到1058人。然而，仅仅在下阿尔卑斯、埃罗、瓦尔和涅夫勒等省份，就有11000多人是coup d’état〔政变〕的受害者，而目前被判处放逐或服苦役的至少还有12000人。大家都很清楚，因coup d’état而受难的人在5万名以上。其次应当指出，“通报”的“宽大号召”仅仅是对那些被送到阿尔及利亚和其他海外领地的人发出的，它丝毫没有提到在翁热判罪的人，以及因参加秘密协会而被关入监狱的那些人；它也不涉及1851年被巡回军事法庭判服苦役的那些人、贝耳岛的囚犯和因嘲骂布斯特拉巴所豢养的辩护士而被捕的大学生等等。作为弥补不足，“通报”宣布对盗猎者、走私者、伪币制造者、小偷、逃兵、苦役犯以及id genus omne〔类似这些人〕实行完全的绝对的大赦。同没落帝国的性质以及假波拿巴过去的所作所为完全相适应，儿子的诞生，对于所有同父亲相似的败类来说，应当是一件喜事。
现在我们不谈coup d’état的受害者，而来谈谈它的工具，不谈反对它的人，而来谈谈实现它的奴才，不谈自由的兵士，而来谈谈克里木的军队。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征兆是：尽管波拿巴迷醉于新建的王朝和在进入腐败的合法王朝的香气袭人的行列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他仍然需要得到他的不幸的受害者的承认，因此，他假仁假义地力争他们顺从帝国。然而下面的事实也是一个同样显著的历史讽刺的例子：正当十二月十日会319的首脑和成员们为庆祝coup d’état胜利而在巴黎大摆筵席大肆挥霍的时候，强使法国接受这种令人厌恶的统治的军队，正在克里木遭受贫困、饥饿、作垂死挣扎和以最可怕最痛苦的形式死亡为自己赎罪。
在东方战争初期，即自1854年11月至1855年3月，人们把十二月的爆发户捧为第二圣灵，用种种方式颂扬光荣帝国的了不起的军事管理制度，并把它同因国内的预谋叛变和陈腐制度所产生的必然后果而使不列颠军队遭受的可耻灾难相对照。然而，在这方面以及在没落帝国的其他一切行为中开始着手实现的东西，只不过是为了直接取得舞台效果而故意弄成的戏剧幻影而已。波拿巴用了两年的时间专门进行备战。他把庞大的中央集权的法国的力量全部动员起来，以便保证自己的军队FN2获得初步的胜利。的确，甚至斯特拉斯堡和布伦的这位可怜的冒险家在自己的极恶劣的统治的头两年内也未能摧毁第一次革命所遗留下来的法国军队的卓越组织，这原是不足为奇的。可是他在这一次战争的头两年却终于做到了这一点，这应当认为是一个奇迹。他消耗在他的老鼠与青蛙之战320上的钱财比拿破仑大帝在他15年的伊利亚特中的总开支还多，这样他在第三年初就发现法国已经民穷财尽，它的军事管理制度已经千疮百孔，军队由于贫困而正在缩减。腐蚀法国军队的毒瘤——偷窃财物和盗用公款——是没落帝国的固有原则；只用了两年功夫，它的毁灭性作用就显示出来了。
法国军队的悲惨状况不仅在法国报刊上而且在英国报刊上都被细心地掩饰起来。现在到处都在大谈这个秘密。在波拿巴的私人报纸“通报”辟谣以后，这个秘密就真相大白，用不着再争论了。本文只须从“泰晤士报”驻塞瓦斯托波尔记者的最近一封来信中摘出一段话就足以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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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写于1856年4月1日左右 载于1856年4月5日“人民报”第205号，署名：卡·马·； 并作为社论载于1856年4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67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并根据“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
脚 注
FN1 莎士比亚“亨利八世”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FN2 卡·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在这个字的后面还写着：“这支军队在当时是被他篡夺的政权的主要支柱，但它还没有显示出自己的力量。”——编者注
FN3 卡·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句话不是这样写的，而是：“对于这些怀有不满情绪的、因军需部的无能、可耻的疏忽大意和公开偷盗行为而造成不断死亡的军队，应当怎么办呢？”——编者注
注 释
313 除了“人民报”以外，马克思还把本文寄给了“纽约每日论坛报”。文章以“波拿巴的牺牲者和工具”（《Bonapartean Victims and Tools》）为题作为社论发表于1856年4月14日的该报上。——第665页。
314 凯恩是法属圭亚那（南美）的城市，政治犯流放的地方，因苦役制度和折磨人的热带气候而常常造成大量死亡，故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
拉姆别萨（拉姆别兹）是在北非古罗马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法国的感化移民区；1851年至1860年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
贝耳岛是比斯开湾的一个岛；1849―1857年是监禁政治犯的地方；参加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工人也被囚禁在这里。——第665页。
315 法国的政治流放犯塔西利埃的信件的译文，由马克思寄给了“人民报”，于1856年4月12日在该报发表。——第665页。
316 马克思讥讽地暗指路易·波拿巴和波拿巴集团所利用的方法，他们依靠这种方法在军队官兵中搜罗自己的追随者，准备1851年十二月二日的政变。路易·波拿巴以共和国总统的身分在萨托里和其他地方举行招待会和军事检阅时，以香肠、冷盘野味、香槟酒等广泛地宴请军官和兵士。——第665页。
317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联合构成。这个绰号暗指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在布伦（1840年8月6日）曾试图举行叛乱以及在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了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独裁政权。——第665页。
318 卡夫丁峡谷（Furcae Caudinae）在卡夫丁城（古罗马）附近。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那里击败了罗马军队，并且强迫他们负着“牛轭”通过峡谷。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第666页。
319 十二月十日会是1849年成立的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它的成员多半是游民。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73―176页）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第667页。
320 “老鼠与青蛙之战”（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是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荷马叙事诗的模拟诗，作者不详。——第668页。
321 指1856年3月16日拿破仑第三的儿子——得到阿尔及利亚国王封号的欧仁的生日。——第6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