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因为生产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人的生存，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所以一切不生产剩余劳动的必要劳动，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都是多余的和没有价值的。这一点也适用于资本家的国家。这个观点还可以这样表述：只补偿工人的生存资料（生活资料基金）而不生产纯产品的那全部总产品，都是多余的，正如不生产纯产品或剩余价值的工人本身的生存是多余的一样，换句话说，如果工人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是生产剩余价值所必要的，那么在进一步发展阶段上对生产这种剩余价值就变成多余的。或者说，只有能给资本带来利润的人数是必要的。这一点也适用于资本家的国家。
“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难道不也是这样吗〈从一个私人资本家的利益来看，只要他的20 000镑资本的利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降低到2 000镑以下”，那么他的资本无论“推动100人还是1 000人”都无关紧要〉，只要这个国家的纯收入和实际收入不变，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那么不管它是由100万人组成，还是由1 200万人组成，[XXI—1308]216不也是无关紧要吗？…… 如果500万人能够生产1 0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那么这5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便是纯收入。如果生产同样多的纯收入需要700万人，就是说，如果生产1 2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需要使用700万人的劳动，那么国家还能得到什么利润呢？纯收入将仍然是5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16—417页]
甚至连慈善事业也不能对李嘉图的这个观点提出什么异议。因为在1 000万人中只有50%的人充当500万人的单纯生产机器，总比在1 200万人中有700万人或58(1/3)%的人充当500万人的生产机器要好些。）
“在一个现代王国里〔如果像古罗马初期那样把整个省区的[土地]分给独立的小农耕种〕，即使他们耕种得很好，又有什么用呢？除了繁殖人口别无其他目的，而人口繁殖本身是最没有用处的。”（阿瑟·杨格《政治算术》1774年伦敦版第47页）
〔工厂中的劳动：
“一个人每天看管机器的划一运动15小时，比他从事同样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还要衰老得快。这种看管机器的劳动，如果时间不太长，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有益于智力的体操，但是现在由于这种劳动过度，对智力和身体都有损害。”（古· 德·莫利纳里《经济学概论》1846年巴黎版[第49页]）〕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是在创造与绝对剩余价值不同的相对剩余价值的一切形式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已经看到，这决不排斥这些形式在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同时增加绝对剩余价值。
“维持生活的农业……转变为交易的农业……国土的改良……跟这种变化是成比例的。”（阿·杨格《政治算术》1774年伦敦版第49页注）〕
〔工资的最低额：
“拥有财产和对财产的某种追求，是保证普通非熟练工人不陷入一个按最低市场价格买入的机器部件地位所必需的，这是可以生产出这一机器部件的价格，就是说，这是工人可以生存并繁殖自己的族类的价格；当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完全不同而仍然由供求规律的唯一作用来调节这种利益的时候，工人迟早必然要被降低到这个最低市场价格。”（赛米尔·兰格《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第45—46页）[Zh.19]〕
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下，在工艺过程，劳动过程中发生了我们已经叙述过的一切变化，与这些变化同时，工人对自己的生产和对资本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最后，劳动的生产力发展了，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展了，并且只有随着这些变化一起，才有可能在直接生产中大规模应用自然力、科学和机器。因此，在这里不仅是形式上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劳动过程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只是现在才表现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一种已经改变了的物质生产形态。另一方面，物质形态的这种改变构成了资本关系发展的基础，因此与资本关系完全适合的形态只是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上面我们已经考察过，工人在生产本身中的从属关系怎样因此而采取新的形态。这是应当强调的第一点。劳动生产率的这种提高和生产规模的这种扩大，部分地是资本关系发展的结果，部分地是资本关系发展的基础。
第二点，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现在完全抛掉了为生活而生产的形式，变成了为贸易而生产，而且无论是自己的消费，无论是已有的买者们的直接需要，都不再是生产的界限；只有资本本身的量才是这种界限。另一方面，因为一切产品都变成了商品（甚至例如在农业中，产品部分地以实物形式重新加入生产，也是如此），所以产品的一切要素都作为商品从流通转入生产活动。
[XXI—1309]最后，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这些形式的共同点是：要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便要求交换价值的最低额，货币的最低额，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最低额不断增加，以便使取得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成为社会必要劳动，也就是说，使生产单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等于在平均条件下必要劳动的最低额。为了使对象化劳动——货币——能够作为资本发挥作用，在这里单个资本家手里必须拥有这一对象化劳动的某种最低额，——这个最低额大大超过劳动只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时所要求的最高额。资本家必须是某一社会规模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占有者，由一个人集中占有的这个价值量同个人或单个家庭世世代代通过私人货币贮藏尚能积累起来的那个价值量越来越不能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所要求的劳动条件的规模再也不能和个别工人在顺利的时候通过节约等等办法所能占有的相比。一个经营部门在资本主义方面越发达，这个部门中劳动生产率，劳动的社会生产率或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发展得越高，这种资本的最低额也就越高。在规模相同的情况下，资本的价值量必须增加，必须采取可进行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规模，因此，资本必然会丧失一切个人的性质。正是生产率，从而这种生产方式所增加的产量、人口量以及过剩人口量，同游离出来的资本和游离出来的劳动一道，不断造成新的经营部门，在这些部门中，资本又能够以小的规模活动，并且重新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直至在这些新的经营部门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劳动将以社会规模得到使用，与此相适应，资本将表现为大量社会生产资料在一些人手中的集中。这一过程是始终不断的。
随着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中，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生产内部——的关系中，以及在双方彼此的社会关系中，都发生完全的革命。
只有最简单的形式，简单协作的形式，才可能也存在于较早的生产关系下（见早期的埃及等等）〔在那里，这种简单协作不是在修建铁路时使用，而是在建筑金字塔等等时使用〕217，也存在于奴隶制关系下（关于这点参看后面215）。在这里,通过使用妇女和儿童劳动，从属关系几乎又被贬低到奴隶制关系（参看斯图亚特的著作218）。
对于所有这些生产形式来说，除生产所需要的不断增长的资本最低额外，共同之处是：许多联合起来的工人劳动的共同条件保证这些共同条件得到节约，这同小规模生产情况下这些条件的分散情况正好相反，因为这些共同生产条件的效力看来与通过协作、分工、机器等等来提高劳动本身的生产率直接无关，它不要求同样增加这些生产条件的数量和它们的价值。共同地同时使用生产条件使它们的相对价值降低，虽然它们所体现的绝对价值量提高了。
〔这里的积极结果是：为生产已增加的生活资料的量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了；这一结果是由劳动的社会形式获得的；个别人占有生产条件不仅表现为不必要的事情，而且表现为和这种大规模生产不相容的事情。诚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现的情况是，资本家即非工人是这种社会大量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实际上，在对工人的关系方面，他决不代表他们的联合，不代表他们的社会团结。因此，这一对立形式[XXI—1310]一旦消除，结果就会是他们社会地占有而不是作为各个私的个人占有这些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生产资料的这种社会所有制的对立的表现，即被否定的单个人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从而对产品的所有制，因为产品不断转化为生产条件）的对立的表现。同时可以看出，这种转化要求物质生产力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例如对于小农来说，他所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就是他的。对这块地的所有权也像对他的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一样是他的劳动的必要刺激和条件。手工业中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大农业中，也像在大工业中一样，这种劳动和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不需要事先分离，它们已经在事实上分离了；西斯蒙第219为之痛哭的所有权和劳动的这种分离，是生产条件的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的必要的经过点。如果单个工人作为单独的人要再恢复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那只有将生产力和大规模劳动发展分离开来才有可能。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自然，认为产品是生产者的所有者的那种拜物教，也就同时结束，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发展起来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也就摆脱把它们全都加以歪曲并表现在对立形式上的那种对立，——例如，劳动时间的缩短不是表现为所有的人都劳动6小时，而是表现为6个人各劳动15小时就足以养活15个人(1)。〕220
为生产而生产，即不顾任何事先决定的和事先被决定的需要界限来发展人类劳动生产力。以后将更详细地说明，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这件事虽然作为一种趋势也竭力追求达到目的221，但还是和它自己的界限相矛盾的。因为，即使资本主义生产是迄今为止一切生产方式中最有生产效力的，但它由于自身的对立性质而包含着生产的界限，它总是力求超出这些界限，由此就产生危机，生产过剩等等。另一方面，为生产而生产因而表现为它的直接对立物。生产不是作为人的生产率的发展，而是作为与人的个性的生产发展相对立的物质财富的生产。
在最抽象的形式上，用来发展相对剩余价值、从而发展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方法，可以归结为，这种生产方式力图把单个商品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因而，在既定的劳动时间里生产尽可能多的商品，或者在最短的劳动时间里以尽可能少的劳动量把劳动对象转化为产品。劳动生产率总的来说无非是用最少的劳动生产出最多的产品，或者把最少的劳动时间实现在最多的产品中，也就是把单个产品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指出两点：
第一，下面这一点看起来是矛盾的：以交换价值为目的和受交换价值支配的生产竭力追求单个产品的最小价值。但是产品的价值本身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它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不是由单个产品的价值，单个商品的价值决定的，而是由剩余价值率决定的，由商品中代表可变资本的部分同这一部分的变化量，即同产品中包含的超过可变资本价值的剩余劳动的比例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并不在于单个产品从而产品总量包含尽可能多的劳动，而是在于它们包含尽可能多的无酬劳动。这种矛盾重农学派已经感觉到了。见魁奈222。补充笔记本C（第29（下半页）、31页）。
[XXI—1311]第二：
商品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也就是使商品尽可能便宜，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直接创造相对剩余价值：这些商品作为必要生活资料进入工人的消费，因而它们的变便宜和劳动能力的变便宜是一样的，也就是和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从而和有酬劳动时间的缩短是一样的，如果考察整个工作日，这一点像我们已经看到的223，又表现为劳动价值或劳动价格的下跌。
但是这一规律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特定的领域有效，而且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竭力逐渐支配和使之从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的那一切生产领域都有效。我们已经看到224，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他生产的单个商品的生产更便宜并不直接使劳动能力变便宜（至少，他的产品这样变便宜不会使劳动能力变便宜），并且，当做到这一步时，并不是给这一个别资本家带来好处，而是给整个资本——资本家阶级——带来好处，因为这造成劳动能力普遍便宜。
但是，因为商品的价值是由该生产阶段上生产商品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用超过该生产阶段平均水平的更有生产效率的劳动方法作为例外生产出来的那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这个商品的一般的或社会的价值。因此，如果它以低于同类商品的社会价值而高于它的个别价值出售，也就是说，按一种不把它的个别价值和它的普遍价值之间的差别拉平的价值出售，那么它便是高于自己的价值出售，或者说，包含在其中的劳动和通常生产它的平均劳动相比成了当时较高级的劳动。但是在生产它时所使用的工人的劳动能力并没有得到较高的报酬。这一差额因而落入资本家的腰包并形成他的剩余价值。这种建立在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引起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上的剩余价值是一个暂时的量，一旦新的生产方式成为普遍的并且本身变成平均的生产方式时，这种剩余价值便等于零。但是，这一暂时的剩余价值是生产方式变化的直接结果。因此它成了资本家的直接动机，因此这一动机在资本所掌握的一切生产领域中同样地占统治地位，而不以它们生产的使用价值为转移，从而不以该种产品是否进入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或劳动能力的再生产为转移。不过这种剩余价值形式是暂时的；它只能同个别资本家有关，而与总资本无关，它虽然在个别部门造成劳动能力的相对贬值或劳动价格下降，但不是因为这种价格下降，而是因为它没有提高。这种形式因此并不涉及整个的剩余价值，因为它既没有引起它自己的部门的劳动价格的持久的（相对）下降，也没有引起劳动能力普遍变便宜，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因为它的产品不进入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
但是其次，因为在这些生产部门中，由于上述动机的作用，逐渐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在这里也像在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门里一样，所使用的劳动被还原为简单平均劳动，与此同时联系在一起的是延长绝对工作日的趋势。因此，在这里也像在其他部门中一样，劳动能力发生完全相同的贬值，这种贬值并不是由于生活资料变便宜，而是由于劳动变简单，还原为简单平均劳动。
如果工人劳动12小时，例如10小时为自己，2小时为资本家，不管这10小时是较高级的或较低级的劳动，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不变。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劳动[复杂性的]程度一起提高或降低，因为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具有同样的性质，所以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不变。
采用机器劳动等等，为延长绝对劳动时间提供了新的刺激，同时使这种延长变得容易起来，因为这使劳动丧失了它所固有的所谓独特性。采用机器劳动所产生的这种作用完全不取决于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的特殊性质，也不取决于[XXI—1312]这一部门的产品是否进入工人的消费。
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控制了农业，矿业，主要衣着布匹的生产，以及运输，交通工具，它便随着资本的发展，或是逐渐征服只是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经营的其他部门，或是逐渐征服还由独立手工业者经营的其他部门。这就是资本的趋势。在考察机器问题时225已经指出，一个部门采用机器会造成其他部门采用机器，同时造成同一部门的其他种生产采用机器。例如，机器纺纱造成了机器织布，棉纺织业的机器纺纱造成了毛、麻、丝业的机器纺纱等等。由于矿井、棉纺织厂等等使用机器增加，就有必要在机器制造业本身实行大生产。至于这种生产方式大规模需要的交通工具的增加就不用说了，只是由于机器制造业本身中采用机器——特别是大功率的原动机等等——，才使轮船，蒸汽机车和铁路成为可能（特别是彻底改变了整个造船业）。大工业的采用把大量的人投入尚未从属于它的那些部门，或者在这些部门中引起相对过剩人口，这些大量的人或相对过剩人口是手工业或小的形式上的资本主义企业转化为大工业所需要的，而大工业也经过不同的阶段，并且不断游离出资本来。所有这一切实质上并不是属于这里要谈的。226但是像在这里所做的，应当用几句话来指出大工业的传播和它逐步征服一切生产领域。（在修建铁路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建筑铁路线，——只是一方面表现出资本积聚的形式，另一方面表现出工人的协作。机器本身的采用在这里是很不重要的。）
(1) 在手稿中，马克思写的是“20个人”。——编者注
216 马克思在1863—1865年写作《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时，把1861—1863年手稿第1308页的前几段剪下来直接贴到了《第六章》的487页上，成为该页的一部分内容（见本卷第531—533页）。——382。
217 见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77、78页。还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89—294页。——385。
218 指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167—168页或1770年都柏林版第39—40页。还可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1章《协作》脚注（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86页）。——385。
219 指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版第2卷第434页。还可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脚注（2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3页），在那里马克思引用了西斯蒙第的原话。——386。
220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六角括号中的这段话旁边画了一道竖线，写了一句话：“社会劳动的对抗形式”。——387。
221 见马克思的手稿《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一节，在该手稿第479—480页上论述了这个问题（见本卷第519—523页）。——387。
222 指弗·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1766年），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29页。在马克思的《补充笔记本》C的第23、29—31页上，载有马克思从《重农学派》上摘录的魁奈这一著作的引文。还可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0章末尾，在那里马克思引用了魁奈的话并作了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72页）。关于“补充笔记本”，见注192。——388。
223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四章《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即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83—1291a页。——388。
224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190—19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63—364页）。——388。
225 指《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190—219页和第XIX笔记本第1159页—第XX笔记本第1282页。特别是该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59页—第XX笔记本第1251页。——390。
226 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问题，应当在论述资本的积累过程时再谈。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07—819页）。——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