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问题]130

　　在进一步考察之前，我们要指出：
　　在单纯的商品形态变化中131已经显露出来的危机可能性，通过（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彼此分离再次并且以更发展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旦两个过程不能顺利地互相转化[XIII—713]而彼此独立，就发生危机。
　　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危机的可能性表现为：
　　首先，实际上作为使用价值存在而在观念上以价格形式作为交换价值存在的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W—G。如果这个困难已经解决，已经出卖，那么，购买，G—W，就再没有什么困难了，因为货币可以同一切东西直接交换。必要的前提就是，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是有用的，否则它就根本不是商品。其次，假定商品的个别价值＝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危机的可能性，就其在形态变化的简单形式中的表现来说，仅仅来自以下情况，即商品形态变化在其运动中经历的形式差别——阶段——第一，必须是相互补充的形式和阶段，第二，尽管有这种内在的必然的相互联系，却是过程的互不相干地存在着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开的、彼此可以分离并且已经分离的、互相独立的部分和形式。因此，危机的可能性只在于卖和买的分离。只是在商品的形式上商品必须经受这里所遇到的困难。一旦它具有货币形式，就渡过了这种困难。但是，往前走，又是卖和买的分离。如果商品不会以货币形式退出流通，或者说，不会推迟自身到商品的再转化，如果——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就是这样——买和卖相重合，那么，上述假定下的危机的可能性就会消失。因为已经假定商品对别的商品占有者来说是使用价值了。在直接的物物交换的形式中，商品只有当它不是使用价值，或者在对方没有别的使用价值可以同它交换的时候，才不能进行交换。因此，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不可能进行交换：或者是一方生产了无用之物，或者是对方没有有用之物可以作为等价物同前者的使用价值交换。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根本不会发生交换。然而只要发生交换，它的因素就不是彼此分离的。买者就是卖者，卖者就是买者。所以，既然交换就是流通，从交换形式产生的危机因素就消失了，如果我们说形态变化的简单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那只不过是说，在这种形式本身包含着本质上相互补充的因素彼此割裂和分离的可能性。
　　但是，这也涉及到内容。在进行直接的物物交换的时候，从生产者方面来说，产品的主要部分，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需要，或者，到分工有了一些发展以后，是为了满足他所知道的他的协作生产者的需要。作为商品拿来交换的是剩余品，而这个剩余品是否进行交换，一直是不重要的。在商品生产的情况下，产品转化为货币，出卖，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的直接生产已成为过去。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就会发生危机。商品（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转化为它的对立物货币，即转化为抽象一般的社会劳动的困难，在于货币不是作为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出现，在于已经卖掉了商品而现在持有货币形式的商品的人并不是非要立刻重新买进、重新把货币转化为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不可。在物物交换中不存在这种对立。在那里不是买者就不能是卖者，不是卖者就不能是买者。卖者——假定他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的困难仅仅来自于买者可以轻易地推迟货币再转化为商品的时间。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卖商品的这种困难，仅仅来自于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货币却不必立即转化为商品，因此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我们说过，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以暴力的方式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对它们彼此的独立性发生作用的暴力来实现。[XIII—714]此外，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
　　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它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动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因此它们是潜在的危机。它们的一致对商品来说始终是生命攸关的因素。但是它们也可能顺利地相互转化。所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因而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始终是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在商品形态变化中，包含在商品的统一中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以至货币和商品的矛盾，仅仅作为展开的运动而存在。但是，使危机的这种可能性变成危机的起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这个形式本身所包含的只是：危机的形式已经存在。
　　这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经济是重要的。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做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的综合和暴力方式的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以展开。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各个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在并包含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得到证明。
　　总之，可以说：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
　　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间上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
　　这两种形式都还是十分抽象的，虽然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具体些。
　　因此，在考察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它同资本的流通是一致的）时，首先要指出，上述两种形式在这里是简单地再现，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里第一次获得了内容，获得了它们可以表现出来的基础。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资本从那一时刻起，即从它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以便重新作为商品从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那一时刻起所经历的运动。如果我们这里把所有对内容的进一步的规定撇开不谈，那么，总商品资本和它包含的每一单个商品都要经历W—G—W过程，都要完成商品的形态变化。因此，只要资本也是商品并且只是商品，那么包含在这个形式中的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即买和卖的分离，也就包含在资本的运动中。此外，从各种商品的形态变化的相互联系可以得出，一种商品转化为货币是因为另一种商品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商品。因此，买和卖的分离在这里进一步表现为：一笔资本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相应地另一笔资本就必须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商品形式，一笔资本发生第一形态变化，相应地另一笔资本就必须发生第二形态变化，一笔资本离开生产过程，相应地另一笔资本就必须回到生产过程。不同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的这种相互联结和彼此交叉，一方面，由于分工而成为必然的，另一方面，又是偶然的，因此，危机的内容规定已经扩大了。
　　但是，第二，至于由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形式产生的危机的可能性，那么，在资本的场合，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更现实得多的基础已经显露出来了。例如，织布厂主必须支付全部不变资本，这种不变资本的要素是由纺纱厂主、亚麻种植业者、机器制造厂主、制铁厂主、木材业者和煤炭业者等提供的。只要后面这些人生产的不变资本，只加入不变资本的生产而不加入最后商品——布，他们就是通过资本同资本的交换互相补偿各自的生产条件。现在假定[XIII—715]织布厂主把布卖给商人，作价1 000镑，但用的是一张票据，所以货币是作为支付手段出现。这个织布厂主又把这张票据卖给银行家，用它比如说偿付对银行家的一笔什么债务，或者银行家给他办理了票据贴现。同样，亚麻种植业者凭票据卖给纺纱厂主，而纺纱厂主又凭票据卖给织布厂主，同样，机器制造厂主凭票据卖给织布厂主，制铁厂主和木材业者凭票据卖给机器制造厂主，煤炭业者凭票据卖给纺纱厂主、织布厂主、机器制造厂主、制铁厂主和木材业者。此外，制铁厂主、煤炭业者、木材业者和亚麻种植业者之间也用票据互相支付。现在，如果商人支付不出，织布厂主就不能用自己的票据向银行家进行支付。
　　亚麻种植业者开出了由纺纱厂主支付的票据，机器制造厂主开出了由织布厂主和纺纱厂主支付的票据。纺纱厂主不能支付，因为织布厂主不能支付，他们两人都不能向机器制造厂主支付，而机器制造厂主则不能向制铁厂主、木材业者和煤炭业者支付。他们由于都没有实现自己商品的价值，就全都不能使补偿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价值得到补偿。这样就要发生普遍的危机。这不过是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场合所展现的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使可能性可能发展成为现实性的相互债权和债务之间、买和卖之间的联系。
　　在所有情况下：
　　如果买和卖不是使彼此的对立固定起来，因而没有必要以暴力方式加以平衡，另一方面，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结果是使彼此的债权互相抵消，也就是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中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没有成为现实；因此，如果危机的这两种抽象形式本身并没有实际地表现出来，那就不会有危机。只要买和卖不彼此脱离，不发生矛盾，或者只要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中所包含的矛盾不表现出来，因而，只要危机不是同时在简单的形式即买和卖的矛盾中，在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矛盾中表现出来，那就不可能发生危机。但是，这终究是危机的单纯形式，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因而也是现实危机的形式，现实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存在以这些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危机的最简单的形式，并且是危机的最简单的内容，因为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危机的最简单的内容。但是，这还不是有了根据的内容。简单的货币流通，甚至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这两者早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很久就出现了，却没有引起危机——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是可能存在的，并且是这样现实存在的。因此，单单用这些形式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些形式会把它们的危机的方面表现出来，为什么这些形式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会实际地作为矛盾表现出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些经济学家的极端的庸俗，他们在再也不能用推理来否定生产过剩和危机的现象时，就安慰自己说，上述形式包含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所以，是否发生危机是偶然的，因而危机的发生本身表现为纯粹偶然的事：
　　在商品流通中，接着又在货币流通中发展起来的矛盾——因而还有危机的可能性——，自然会在资本中再现出来，因为实际上只是在资本的基础上才有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追踪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来说明），要就危机来自资本作为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包含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单纯存在中的那些资本形式规定，来进行这种考察。
　　[XIII—716]资本的单纯的（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不能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为了使资本的生产过程存在，就得假定存在着这一过程的条件。因此，在论资本的第一篇——在论直接生产过程的那一篇，并未增添危机的任何新的要素。这里潜在地包含着危机的要素，因为生产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占有，因而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是在生产过程本身，这一点是表现不出来的，因为这里不仅谈不上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实现，也谈不上剩余价值的实现。
　　只有在本身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中，这一点才能显露出来。
　　这里还要指出，我们必须在叙述完成的资本——资本和利润——之前叙述流通过程或再生产过程，因为我们不仅要叙述资本如何进行生产，而且要叙述资本如何被生产出来。但是，实际运动——这里说的是以发达的、从自身开始并以自身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实际运动——是从现有资本出发的。因此，关于再生产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萌芽，在[论述再生产的]本部分中甚至只能作不充分的叙述，需要在《资本和利润》一章132中加以补充。
　　资本的总流通过程或总再生产过程是资本的生产阶段和资本的流通阶段的统一，是把上述两个过程作为自身的不同阶段来经历的过程。这里已包含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了的可能性或危机的抽象形式。因此，否认危机的经济学家们只坚持这两个阶段的统一。如果这两个阶段仅仅彼此分离而不成为某种统一的东西，那就不可能有它们的统一的暴力恢复，就不可能有危机。如果它们仅仅是统一的而彼此不会分离，那就不可能有暴力的分离，而这还是危机。危机就是以暴力方式恢复已经独立化的因素之间的统一，并且是以暴力方式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独立化。
　　[XIII—770a]133因此：
　　（1）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在资本的形态变化过程本身中就存在，并且是双重的：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就是买和卖的分离；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这两个时刻互相分离。如果价值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有了变动，如果商品在它卖出的时刻的价值低于它以前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因而也执行相互债务尺度的职能的时刻的价值，那么，用出卖商品的进款就不能清偿债务，因而，再往上推，以这笔债务为转移的一系列交易，都不能结算。即使商品的价值没有变动，只要商品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卖出去，货币就不能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因为货币必须在一定的、事先规定的期限内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但是，因为同一笔货币在这里是对一系列的相互交易和相互债务执行这种职能，所以无力支付的情况就不止在一点上而是在许多点上出现，由此就发生危机。
　　这就是危机的两种形式上的可能性。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第一种可能性也可能出现，就是说，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但是，在没有第一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即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却不可能出现第二种可能性。但是，在第二种场合所以发生危机，不仅是因为商品卖不出去，而且是因为商品不能在一定期限内卖出去，在这里危机所以发生，危机所以具有这样的性质，不仅由于商品卖不出去，而且由于以这一定商品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危机形式。
　　因此，如果说危机的发生是由于买和卖的彼此分离，那么，一旦货币发展成为支付手段，危机就会发展为货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出现了危机的第一种形式，危机的这第二种形式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因此，在研究为什么危机的一般可能性会变为现实性时，在研究危机的条件时，过分注意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中产生的危机形式，是完全多余的。正因为这个缘故，经济学家们乐于举出这个不言而喻的形式作为危机的原因。（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是同信用和信用过剩的发展相联系而言，当然应该说明这些现象的原因，但是这里还不是这样说明的地方。）
　　（2）只要危机是由同商品的价值变动不一致的价格变动和价格革命引起的，它当然就不能在考察资本一般的时候得到说明，因为在考察资本一般时假定价格同商品的价值是一致的。
　　（3）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就是资本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本身，就是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彼此分离。但是这决不是危机的原因。因为这无非是危机的最一般的形式，即危机本身的最一般的表现。但是，不能说危机的抽象形式就是危机的原因。如果有人要问危机的原因，那么他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可能性的形式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4）危机的一般条件，只要不取决于和价值波动不同的价格波动（不论这种波动同信用有无关系），就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
　　第一个因素。货币再转化为资本。前提是生产或再生产达到一定阶段。这里，可以把固定资本看成既定的、不变的，它不加入价值增殖过程。既然原料的再生产不仅取决于花费在其中的劳动，而且取决于这一劳动的同自然条件有关的生产率，那么，甚至[XIV—771a]133同一劳动量的产品量也可能减少（在歉收时）。于是原料的价值增加，原料的量则减少。为了以原有规模继续生产，货币必须再转化为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比例被破坏了。用于原料的部分必须增加，剩下用于劳动的部分就减少，因此就不能吸收和以前相同的劳动量。第一是物质上不可能，因为原料不足；第二是因为产品价值中必须有比原来更大的一部分用于原料，因而只能有较小一部分转化为可变资本。再生产不能按原有规模重新进行。一部分固定资本要闲置起来，一部分工人会被抛到街头。利润率会下降，因为不变资本的价值同可变资本相比增加了，使用的可变资本减少了。以利润率和劳动剥削率不变为前提而预先规定的固定缴款——利息、地租——仍旧不变，有一部分不能支付。于是发生危机。劳动危机和资本危机。可见，这就是由于要靠产品价值来补偿的一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提高而引起的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其次，虽然利润率下降，产品却会涨价。如果这种产品作为生产资料加入其他生产领域，那么这种产品的涨价在这里会使再生产发生同样的混乱。如果这种产品作为生活资料加入一般消费，那么，它或者也加入工人的消费，或者不加入工人的消费。如果是前者，它的后果同后面要讲的可变资本发生混乱时产生的后果一样。但是，在这种产品加入一般消费的情况下，由于这种产品涨价（如果这种产品的消费不减少），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就会减少，因而其他产品就不能再转化为相当于其价值的货币额，这样，其他产品的再生产的另一方面——不是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而是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就会遭到破坏。无论如何，这个部门的利润量和工资量会减少，从而其他生产部门出卖商品所得的一部分必要收入也会减少。
　　但是，即使不受季节的影响，或者说，即使不受提供这种原料的劳动的受自然制约的生产率的影响，这种原料不足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就是说，如果某个生产部门花费在机器等等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那部分追加资本过多，那么，虽然按原来的生产规模原料是够的，但按新的生产规模就不够了。因此，这种情况是由于追加资本不按比例地转化为它的不同要素而产生的。这是固定资本生产过剩的情况，它所产生的现象正好同第一种情况[即原料歉收时]所产生的现象完全一样。（见前一页）
　　[XIV—861a]133[……]封页(1)。
　　[……]由可变资本的价值革命，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
　　[……]可变资本推动的价值量。同时，这种涨价
　　[……]其他一切商品，一切不进入消费的商品……减少
　　[……]这些商品按其价值出卖，它们的再生产的第一阶段
　　[……]带来的报酬，第一阶段其他部门的危机。转化
　　[……]不论这种原料是作为材料加入不变资本还是作为生活资料
　　[……]。
　　或者，它们[危机]是以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因而，是以流动资本的相对的生产不足为基础的。
　　因为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都是由商品组成的，所以，没有什么比那些承认固定资本生产过剩的经济学家否认商品生产过剩更为可笑了。
　　（5）由于再生产的第一阶段遭到破坏，也就是由于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发生障碍，或者说由于出卖发生障碍而产生的危机。在发生第一种[由于原料涨价而引起的]危机的情况下，危机是由于生产资本的要素的回流发生障碍而产生的。
　　[XIII—716]在开始考察危机的新形式之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李嘉图的著作和前面举过的例子(2)。
　　（危机可能发生在下述场合：第一，[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第二，]生产资本的要素特别是原料发生价值变动，如棉花收成减少。它的价值由此增加。我们这里涉及的还不是价格，而是价值。）
　　只要棉织厂主进行再生产和积累，他的工人也就是他的一部分产品的买者，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花费在棉布上。正因为棉织厂主进行生产，所以，工人们就有购买他的一部分产品的钱，就是说，工人们部分地给他提供了出卖产品的可能性。工人作为需求的代表所能购买的，只是加入个人消费的商品，因为他不是自己使用自己的劳动，因而也不是自己占有实现自己劳动的条件——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所以，这一点已经把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地方就是工人本身）排除在消费者、买者之外了。他们不购买原料和劳动资料，他们只购买生活资料（直接加入个人消费的商品）。因此，说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回事，那是最可笑不过的了，因为对于很大数量的生产部门——所有不生产直接消费品的部门——来说，大多数参加生产的人是绝对被排斥于购买他们自己的产品之外的。他们决不是自己的这很大一部分产品的直接消费者或买者，虽然他们支付包含在他们购买的消费品中的自己产品的一部分价值。这里也可以看出，“消费者”这个词是模糊不清的，把“消费者”这个词同“买者”这个词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从生产消费的意义来说，恰恰是工人消费机器和原料，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它们。但是工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使用机器和原料，因此，也就不是机器和原料的买者。对于工人来说，机器和原料不是使用价值，不是商品，而是一个过程的客体条件，而工人本身则是这个过程的主体条件。
　　[XIII—717]可是有人会说，工人的雇主在购买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时是工人的代表。但是，雇主代表工人的条件与工人自己代表自己的条件是不同的。也就是说，雇主是在市场上代表。雇主必须出卖体现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商品量。要是工人的话，就只须出卖把生产中预付的价值——以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工资的价值的形式——再生产出来的商品量。因此，雇主需要的市场会比工人需要的市场大。而且，雇主认为市场条件对于着手再生产是否充分有利，这取决于雇主而不是工人。
　　因此，对于一切不是必须用于个人消费而是必须用于生产消费的物品来说，即使再生产过程不遭到破坏，工人也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
　　因此，为了否定危机而断言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消费者（买者）和生产者（卖者）是一回事，这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再生产过程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只是就3 000个生产者之中的一个，即对资本家来说，才谈得上是一回事。反过来，说消费者也就是生产者，这同样是错误的。地主（收取地租的人）不生产，可是他消费。所有货币资本的代表也是这种情况。
　　否认危机的各种辩护论言论所证明的东西，总是和它们想要证明的相反，就这一点说，它们是重要的。它们为了否认危机，在有对立和矛盾的地方大谈统一。因此，说它们是重要的，只是因为可以说：它们证明，如果它们在想象中排除的矛盾实际上不存在，那就不会存在任何危机。但是，因为这些矛盾存在着，所以实际上存在着危机。辩护论者为否定危机存在而提出来的每个根据，都是他们在想象中排除的矛盾，所以是现实的矛盾，所以是危机的根据。在想象中排除矛盾的愿望同时就是实际上存在着的矛盾的宣示，这些矛盾按照善良的愿望是不应该存在的。
　　工人实际上生产的是剩余价值。只要他们生产剩余价值，他们就有东西消费。一旦剩余价值的生产停止了，他们的消费也就因他们的生产停止而停止。但是，他们有东西消费，决不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消费生产了等价物。相反，当他们仅仅生产这样的等价物时，他们的消费就会停止，他们就没有等价物可供消费。或者他们的劳动会停止，或者他们的劳动会缩减，或者，他们的工资无论如何会降低。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生产水平不变——他们消费的就不是他们生产的等价物。但是，这时他们之所以缺少钱，不是因为他们生产得不够，而是因为他们从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中得到的太少。
　　因此，如果把关系简单地归结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那就忘记了从事生产的雇佣劳动[者]和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生产者，更不用说那些根本不从事生产活动的消费者了。这里又是用把生产中实际存在的对立撇开的办法来否定对立。单单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就包含着：
　　（1）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工人），是他们的很大一部分产品，即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非消费者（非买者）；
　　（2）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即工人，只有在他们生产的产品大于他们所消费的产品的等价物时，即在他们生产剩余价值，或者说，剩余产品时，才可能消费这个等价物。他们始终必须是剩余生产者，他们生产的东西必须超过自己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能在[XIII—718]自己的这些需要的范围内成为消费者或买者。(3)
　　因此，就这个生产者阶级来说，说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这种论调，无论如何一看就知道是错误的。
　　如果李嘉图说，需求的唯一界限是生产本身，而生产只受资本的限制，135那么，如果剥去错误假定的外衣，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只以资本作为自己的尺度，同时这里所说的资本也包括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之一并入资本（为资本所购买）的劳动能力。可是，问题恰恰在于资本本身是否也是消费的界限。无论如何从消极意义上说它是消费的界限，就是说，消费的东西不可能多于生产的东西。但问题是，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是不是消费的界限，是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多少，就能够或者必须消费多少。如果对李嘉图的论点作正确的分析，那么，这个论点所说的恰恰同李嘉图想说的相反，——就是说，进行生产是不考虑消费的现有界限的，生产只受资本本身的限制。而这一点确实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
　　因此，根据假定，市场上比如说棉织品充斥，以致一部分或者全部都卖不出去，或者要大大低于它的价格才卖得出去。（我们暂且说价值，因为在考察流通或再生产过程时，涉及的还是价值，而不是费用价格，更不是市场价格。）
　　此外，在整个这一考察中，不言而喻的是：不可否认，有些部门可能生产过多，因此另一些部门则可能生产过少；所以，局部危机可能由于生产比例失调而发生（但是，生产的合乎比例始终只是在竞争基础上生产比例失调的结果），这种生产比例失调的一个一般形式可能是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或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正如商品按其价值出卖的条件是商品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对于资本的某一整个生产领域来说，这种条件就是，花费在这个特殊领域中的只是社会总劳动时间中的必要部分，只是为满足社会需要（需求）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如果在这个领域中花费多了，即使每个单个商品所包含的只是必要劳动时间，这些单个商品的总量所包含的却会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正如单个商品虽然具有使用价值，这些单个商品的总量在既定的前提下却会丧失它的一部分使用价值。
　　可是我们这里谈的，不是以生产的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就是说，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这一点只有在谈到资本竞争的时候才能谈到。前面已经说过(4)，由于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抽出并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造成资本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转移。可是，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是平衡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危机是李嘉图等人所承认的。
　　我们在考察生产过程时136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是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多的直接劳动时间，其方法或是延长劳动时间,或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发展劳动生产力，采用协作、分工、机器等，总之，进行大规模生产即大量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
　　在考察再生产时，首先假定生产方式不变，并且在生产扩大时生产方式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这里生产出来的商品量所以增加，是由于使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由于更有生产成效地使用了资本。但是单单资本的量的增加[XIII—719]同时也就包含了资本的生产力的增加。如果说资本的量的增加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以一个更广阔的、扩大了的资本主义基础为前提。这里存在着相互作用。因此，在更加广阔的基础上进行的再生产即积累，即使它最初只表现为生产在量上的扩大（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投入更多的资本），但在某一点上也总会在质上表现出来，即表现为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具有更大的效率。因此，产品量的增加不是单纯地同扩大再生产即积累中资本的增长成比例。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那个棉布的例子。
　　由于棉布充斥而造成的市场停滞，会使织布厂主的再生产遭到破坏。这种破坏首先会影响到他的工人。于是，工人对于织布厂主的商品棉布和原来加入他们消费的其他商品来说，现在只在更小的程度上是消费者，或者根本不再是消费者了。当然，他们对棉布有需要，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太多了，棉布充斥市场。李嘉图的忠告，不论是“增加他们的生产”也好，“生产别的东西”137也好，都不能帮他们的忙。他们现在代表着暂时的人口过剩的一部分，代表着工人的生产过剩的一部分，在这种场合，就是棉布生产者的生产过剩的一部分，因为市场上出现的是棉布的生产过剩。
　　但是，除了投入织布生产的资本所直接雇用的工人以外，棉布再生产的这种停滞还影响一批别的生产者：纺纱者、棉花商人（或棉花种植业者）、机器制造业者（纱锭和织机等的生产者）、铁和煤的生产者等等。所有这些人的再生产同样都要遭到破坏，因为棉布的再生产是他们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生产领域里没有生产过剩，就是说，即使那里生产的数量没有超过生意顺遂的棉布工业所要求的和证明是合理的数量，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所有这些生产部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不是把自己的收入（工资和利润，只要利润是作为收入来消费，而不是用于积累）用在它们自己的产品上，而是用在那些生产消费品，其中包括生产棉布的生产领域的产品上。这样，正因为市场上棉布过多，对于棉布的消费和需求就会减少。但是，对于棉布的这些间接生产者花费收入来购买的作为消费品的其他一切商品的需求也会减少。棉布的这些间接生产者用来购买棉布和其他消费品的钱所以会受到限制和减少，就是因为市场上棉布过多。这也影响到其他商品（消费品）。它们现在突然发生相对的生产过剩，因为用来购买它们的钱减少了，从而对于它们的需求减少了。即使这些生产领域生产的东西并没有过多，现在也要发生生产过剩。
　　如果不仅棉布，而且麻布、丝绸和呢绒都发生生产过剩，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些为数不多但居主导地位的物品的生产过剩怎样引起整个市场上的多少带普遍性的（相对的）生产过剩。一方面，出现在市场上的是数量过多的再生产的各种条件和卖不出去的各种商品；另一方面，资本家遭到破产，工人群众忍饥挨饿，一贫如洗。
　　可是，这一论证是两面的。如果说，一些主导消费品的生产过剩怎样必然引起多少带普遍性的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现象，这是容易理解的，那么这决不是说就已经明白，这些消费品的生产过剩会是怎样发生的。因为，普遍生产过剩的现象不仅仅是从这些工业部门直接雇用的工人的相互依存中得出来的，而且也是从为这些部门的产品生产各种先行要素，即生产这些部门的不同阶段的不变资本的一切生产部门的相互依存中得出来的。就后面这些部门来说，生产过剩是结果。但是，在前面那些部门中，生产过剩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因为，只要前面那些部门继续生产，后面这些部门也就会继续生产，而随着生产的这种继续进行，收入的普遍增长，从而这些部门本身的消费的普遍增长似乎也就有了保证。
　　[XIII—720]（当发明了纺纱机的时候，同织布业比较，曾经出现纱的生产过剩。一旦织布业采取机械织机，这种比例失调就消除了。）
　　如果我们说，不断扩大的生产〔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使用资本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间，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使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各种改良在积累着，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着〕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而生产比市场扩大得快，那么，这不过是把要说明的现象用另一种说法说出，不是在其抽象形式上，而是在其现实形式上说出而已。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换句话说，在资本进行再生产时所经历的周期中——在这个周期中，资本不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而是进行扩大再生产，不是画一个圆圈，而是画一个螺旋形——，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这会发生在周期的末尾。但这也仅仅是说：市场商品充斥了。生产过剩现在变得明显了。假如市场的扩大与生产的扩大步伐一致，就不会有市场商品充斥，不会有生产过剩。
　　但是，只要承认市场必须同生产一起扩大，在另一方面也就是承认有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因为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一个国内市场同一个既是国内的又是国外的市场相比是有限的，而后者和世界市场相比也是有限的，世界市场在每一定时刻也是有限的，但是潜在地有扩大的能力。因此，如果承认为了不发生生产过剩，市场必须扩大，那也就是承认生产过剩是可能发生的，因为市场和生产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因素，所以一个扩大同另一个扩大就可能不相适应。市场的界限对于生产来说可能扩大得不够快，或者说，新的市场——市场的新的扩大——可能很快被生产超过，因而扩大了的市场现在表现为一个界限，正如原来比较狭窄的市场曾经表现为一个界限一样。
　　因此，李嘉图一贯否定市场随着生产的扩大和资本的增长而扩大的必要性。照李嘉图看来，一个国家现有的全部资本，也可以在这个国家里有利地加以使用。因此李嘉图反驳亚·斯密，因为亚·斯密一方面提出过同他（李嘉图）一样的观点，另一方面以自己惯有的理性本能也反对过这个观点。斯密还不知道生产过剩的现象以及从生产过剩产生的危机。他所知道的仅仅是同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一起自然发生的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实际上，他把资本积累看做普遍的国民财富和福利的绝对增加。另一方面，他认为，单单从国内市场发展为国外市场、殖民地市场和世界市场，就证明国内市场上存在着所谓相对的（潜在的）生产过剩。
　　值得把李嘉图反驳斯密的话引在这里：
　　“商人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对外贸易或运输业时，他们总是出于自由选择而不是迫不得已；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这些部门中他们的利润比在国内贸易中要大一些。
　　亚当·斯密曾正确地指出：‘每一个人对于食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
　　〔亚·斯密这里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不把农业中生产的奢侈品包括在食物内〕，
　　但对于住宅、衣服、车马和家具方面的舒适品和装饰品的欲望似乎是没有限制或确定的界限的’。”
　　李嘉图继续说：“因此，自然界对于一定时间内可以有利地用在农业上的资本的量，必然作了限制。”
　　〔不是因此而有出口农产品的民族吗？好像人们不会不顾自然而把一切可能的资本投入农业，以致例如会在英国去生产甜瓜、无花果、葡萄之类、花卉、飞禽走兽之类？难道工业的原料似乎不是农业资本生产的吗？〕
　　“但是，自然界对于能用来生产生活上的‘舒适品和装饰品’的资本的量却没有规定什么界限〈好像自然界真是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似的！〉。人们 所考虑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得到这些物品。只是由于对外贸易或运输业可以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人们才宁愿从事对外贸易或运输业，而不愿自己在国内生产所需要的商品或其代用品。但是，如果由于特殊情况，我们不能投资于对外贸易或运输业，那么，虽然获利较少，我们也会投资于国内；既然对于‘住宅、衣服、车马和[XIII—721]家具方面的舒适品和装饰品的欲望’是没有界限的，那么除了使我们维持生产这些物品的工人的能力受到限制的界限以外， 用来生产这些物品的资本是不可能有任何界限的。
　　但是，亚当·斯密却说成好像从事运输业不是出于自由选择，而是迫不得已；好像投入这一部门的资本如果不这样使用就会闲置起来；好像国内贸易中的资本不限制在一定量之内就会过剩。他说：‘当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增加到已经无法全部用来供应本国的消费并维持本国的生产劳动时〈这一段话的着重号是李嘉图自己加的〉，资本的剩余部分就自然流入运输业，被用来为其他国家执行同样的职能’…… 但是，大不列颠的这部分生产劳动难道不能用来生产其他种类的商品并用以购买国内有更大需求的物品吗？如果不能这样，那么，虽然获利较少，难道我们不能用这种生产劳动在国内生产这些有需求的商品或者至少生产其代用品吗？如果我们需要天鹅绒，难道我们不能自己试制吗？如果试制不成，难道就不能生产更多的呢绒或我们需要的某种其他物品吗？
　　我们制造商品并用来在国外购买其他商品，是因为这样做比在国内生产能获得数量更多的商品〔没有质量的差别！〕。如果我们进行这种贸易的可能性被剥夺，我们马上就会重新开始为自己制造这些商品。但是，亚当·斯密的这种看法和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一般论点是矛盾的。‘如果某个外国〈李嘉图引用斯密的话〉供应我们某种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这种商品便宜，那就不如把我们自己的劳动用于我们有某种优越性的部门，而用我们自己的劳动的一部分产品向这个国家购买这种商品。国家的劳动总量由于总是与使用它的资本成比例〔极不相同的比例〕〈这句话的着重号也是李嘉图自己加的〉，它就不会因此而减少，只不过需要找到能够最有利地使用它的部门而已。’
　　他又说：‘所以，那些拥有的食物多于其消费量的人，总是愿意拿这部分多余的食物，或者可以说，这部分食物的价格，去交换其他种类的能满足需要的物品。在满足了这种有限的欲望以后剩下的一切，就被用来满足那些永远不能得到满足并且看来根本没有止境的欲望。穷人为了获得食物，就尽力满足富人的嗜好，为了更有把握获得食物，他们就互相在自己报酬的低廉和工作的熟练方面竞争。工人人数随着食物数量的增加或者随着农业的改良和耕地的扩大而增加。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允许实行极细的分工，他们能够加工的材料数量比他们的人数增加得快得多。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材料，凡是人类的发明能够把它用来改善或装饰住宅、衣服、车马或家具的，都产生了需求；对于地下蕴藏的化石和矿物，对于贵金属和宝石，也都产生了需求。’
　　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出，需求是无限的， 只要资本还能带来某种利 润， 资本 的使用也是无限的， 无论资本怎样多，除了工资提高以外，没有其他充分原因足以使利润降低。此外还可以补充一句：使工资提高的唯一充分而经常的原因，就是为越来越多的工人提供食品和必需品的困难越来越大。”（同上，第344—348页）
　　生产过剩这个词本身会引起误解。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产品量超过对产品的需要这个意义上讲）。相反，应当说，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决不是生产者的需要。但是，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李嘉图认为，商品形式对于产品是无关紧要的，其次，商品流通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物物交换，交换价值在这里只是物质变换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因而货币只是形式上的流通手段；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来源于他的这样一个前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绝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没有更确切的特殊规定的生产方式，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规定的东西只是形式上的东西。因此，李嘉图也就不能承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界限，即在危机中，特别是在生产过剩——危机的基本现象——中暴露出来的界限。
　　[XIII—722]李嘉图从他引用、赞同并因而复述的斯密论点中看到，追求各种各样使用价值的无限“欲望”，总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基础上得到满足，在这种状态中，广大的生产者仍然或多或少局限于获得“食品”和“必需品”，局限于必要的东西。因此，只要财富超出必需品的范围，绝大多数生产者就或多或少被排斥于财富的消费之外。
　　当然，后一种情况在古代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中也是存在的，并且更加如此。但是古代人连想也没有想到把剩余产品变为资本。至少只是小规模地这样做过。（古代人盛行本来意义上的财宝贮藏，这说明他们有许多剩余产品闲置不用。）他们把很大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用于艺术品，用于宗教的和公共的建筑。他们的生产更难说是以解放和发展物质生产力（即分工、机器、将自然力和科学应用于私人生产）为方向。总的说来，他们实际上没有超出手工业劳动。因此，他们为私人消费而创造的财富相对来说是少的，只是因为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且这少数人不知道拿它做什么用，才显得很多。如果说因此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发生生产过剩，那么，那时有富人的消费过度，这种消费过度，到罗马和希腊的末期就成为疯狂的浪费。古代人中间的少数商业民族，部分地就是靠所有这些实质上贫穷的民族养活的。而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的基础是：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
　　李嘉图和其他人为反对生产过剩等而提出的全部难题的基础是，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或者看做不存在买和卖的区别而实行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生产方式，或者看做社会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中，社会好像按照计划，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所必需的程度和限度，来分配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因此每个生产领域都能分到为满足相关的需要所必需的那一份社会资本。这种虚构，一般说来，来自于不懂得资产阶级生产这一特殊的形式，而所以不懂，又是由于沉湎于资产阶级生产，把它看成一般生产。正像一个信仰某一宗教的人把这种宗教看成一般宗教，认为除此以外都是邪教。
　　相反，倒是应该问一问：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每个人都为自己而劳动，而特殊劳动必须同时表现为自己的对立面即抽象的一般劳动，并以这种形式表现为社会劳动，——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系，它们之间的限度和比例的建立，除了通过经常地消除经常的不协调之外，用别的办法又怎么能够实现呢？这一点在人们谈到竞争的平衡作用时就已经得到承认，因为这种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
　　因此，李嘉图也承认个别商品有可能充斥市场。他认为，不可能的只是同时的普遍的市场商品充斥。因此，他并不否认任何特殊生产领域有生产过剩的可能性。他认为，[普遍的]生产过剩和由此而来的普遍的市场商品充斥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这种现象不可能在一切生产领域同时发生。（“普遍的市场商品充斥”这个词总是应该有保留地来理解，因为在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时候，有些领域的生产过剩始终只是主导的交易品生产过剩的结果、后果，始终只是相对的，只是因为其他领域存在着生产过剩才成为生产过剩。）
　　辩护论恰好把这一点颠倒过来了。按照这些辩护论者的说法，只有主导的交易品（一般说这是只能大规模地和用工厂方式进行生产的物品，在农业上也一样）才表现出主动的生产过剩，而主导的交易品所以成为生产过剩，是因为那些表现出相对的，或者说，被动的生产过剩的物品存在着生产过剩。按照这种看法，生产过剩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生产过剩不是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相对性，即一些领域中现实的生产过剩引起另一些领域的生产过剩这个事实，被表述如下：普遍的生产过剩并不存在，因为，如果生产过剩是普遍的，一切生产领域相互之间的比例就会保持不变；就是说，普遍的生产过剩＝按比例生产，而按比例生产是排除生产过剩的。据说，这就驳倒了普遍的生产过剩。[XIII—723]就是说，因为绝对意义上的普遍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过剩，而只是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超过了通常的水平，所以，据说，现实的生产过剩（它恰恰不是这种不存在的、自我扬弃的生产过剩）并不存在。虽然现实的生产过剩所以存在，只因为它不是这样的生产过剩。
　　这种可怜的诡辩如果更详细地加以考察，可以归结如下：
　　假定铁、棉布、麻布、丝绸、呢绒等等发生生产过剩，那么不能说，例如煤生产得太少，因而造成了上述生产过剩；因为铁等等的生产过剩也就包含着煤的生产过剩，正如棉布的生产过剩也就包含着棉纱的生产过剩一样。〔和棉布相比，棉纱可能生产过剩，和机器等相比，铁可能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总是不变资本的相对生产过剩。〕因此，就下述物品来说谈不上生产不足，这些物品的生产过剩所以被包含进来，是因为它们作为组成要素即原料、辅助材料或生产资料加入另一些物品（加入这样一些商品，这些“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可能在市场上过剩，以致不能补偿它所花费的资本”138）,而这另一些物品的主动的生产过剩正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事实。因此，谈得上生产不足的是其他一些物品，它们直接归属的生产领域，既不属于根据假定要发生生产过剩的主导交易品的生产领域，也不属于这样一些领域，这些领域由于为主导交易品进行中间生产，其生产规模必须至少同产品最后阶段的规模一样，——不过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这些领域的生产本身扩大，因此在生产过剩内部又发生生产过剩。例如，虽然煤生产的数量必须使一切以煤作为必要生产条件的工业部门都能进行生产，因而铁、棉纱等等的生产过剩已经包含了煤的生产过剩（即使煤生产的数量只与铁和棉纱的生产成比例），但是，生产出来的煤也可能比铁、棉纱等的生产过剩所要求的还多。这种情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可能的。因为，煤和棉纱的生产，以及其他所有仅仅为那些必须在别的领域完成的产品提供条件或充当准备阶段的领域的生产，都不是依据直接的需求，不是依据直接的生产或再生产，而是依据它们自身不断扩大的程度、限度、比例来进行的。不言而喻的事情是，在这种考虑中目标可能被超过。由此可见，生产不充分，生产不足的[不是上述那些产品，而]是其他物品，例如钢琴、宝石等。〔当然，也会发生这样的生产过剩，在那里，非主导物品的生产过剩不是结果，相反，生产不足倒是生产过剩的原因，例如在谷物歉收或棉花歉收等的情况下。〕
　　当这种[关于生产不足的]说法被应用到国际范围——就像萨伊139和继萨伊之后的其他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的时候，就更加暴露其荒谬了。例如，说英国没有生产过剩，而说意大利生产不足。如果，第一，意大利有足够的资本来补偿以商品形式输出到意大利的英国资本；第二，意大利用自己这笔资本生产英国资本所需要的固有物品，后者需要这些物品部分地是为了自我补偿，部分地是为了补偿它所带来的收入，这样，也就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因此，实际地——对意大利的实际生产来说——存在着的英国的生产过剩这个事实就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想象的意大利的生产不足这个事实；其所以说是想象的，是因为它假定在意大利存在着那里并不存在的[XIII—724]资本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是因为它还作了同样空想的假定，就是这笔在意大利并不存在的资本用得恰好符合需要，使英国的供给和意大利的需求、英国的生产和意大利的生产能互相补充。换句话说，这无非是意味着：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如果资本在一切生产领域之间进行分配的比例，恰好使得一种物品的生产就包含着另一种物品的消费，因而也就包含着它自身的消费，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一方]不发生生产过剩，那么生产过剩就不会[在另一方]发生。但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某些领域、在一定的条件下无限制地自由发展，所以，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一切领域同时地、均匀地发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主义生产。因为在这些领域生产过剩绝对存在，所以在没有[绝对的]生产过剩的那些领域，也就相对地存在着生产过剩。
　　因此，一方面，这种用一方面的生产不足来说明另一方面的生产过剩的观点无非是说：如果生产按比例进行，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也就是说，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也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也就是说，如果一切领域具有进行并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样的可能性，如分工、机器、向遥远的市场输出等等、大规模生产，如果互相贸易的一切国家具有进行生产（而且是彼此各不相同又互为补充的生产）的同样的能力，也就不会有生产过剩。因此，如果发生生产过剩，那是因为所有这些虔诚的愿望没有实现。或者更抽象地说：如果到处都均匀地发生生产过剩，那就不会在一处发生生产过剩。但是，现在资本没有大到足以使生产过剩成为普遍的，因此就[不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
　　如果更仔细地考察这个幻想：
　　承认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都可能发生生产过剩。根据前面的解释，唯一能够同时防止在一切部门发生生产过剩的情况，是商品同商品的交换，就是说，求助于假定存在的是物物交换的条件。但是通向这种遁辞的道路恰好被切断了：商品流通不是物物交换，因此一种商品的卖者不必同时又是另一种商品的买者。可见，这整个遁辞的基础是撇开货币，并且撇开这样一点：这里的问题不是产品交换，而是商品流通，而对于商品流通来说，买和卖的分离具有重大的意义。
　　〔资本流通本身包含着破坏的可能性。例如，在货币再转化为资本的生产条件时，问题不仅在于货币重新转化为同样的（按种类来说）使用价值，而且，为了使再生产过程重复进行，十分重要的是能够按原来的价值（或者按更低的价值，那当然更好）得到这些使用价值。但是，这些再生产要素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原料组成，它们可能由于下述两个原因涨价：第一，如果生产工具的数量增加的比例高于既定时间内能够得到的原料数量增加的比例。第二，由于季节具有易变性。因此，正如图克正确地指出过的140，气候在现代工业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这同样适用于与工资有关的生活资料。）因此，货币再转化为商品，完全同商品转化为货币一样，也可能遇到困难，也可能造成危机的可能性。如果考察的是简单流通而不是资本流通，那就不会发生这些困难。〕（还有许多因素即危机的条件、危机的可能性，只有在分析更加具体的关系，特别是分析资本的竞争和信用时，才能加以考察141。）
　　[XIII—725]否认商品的生产过剩，却承认资本的生产过剩。可是资本本身就是由商品组成的，或者说，如果资本由货币组成，它就必须再转化为这种或那种商品，才能执行资本的职能。因此，什么叫做资本的生产过剩呢？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或者，从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地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
　　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预定用做收入加以消费，而是预定用来赚取货币（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这部分产品不是预定用来满足它的所有者的私人需要，而是预定用来为它的所有者创造抽象的社会财富即货币，创造更大的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资本，或者说，扩大这个权力。这是一方的说法。（李嘉图否认这一点。(5)）而另一方用什么来解释商品的生产过剩呢？就用生产不够多种多样，某些消费品生产规模不够大来解释。很清楚，这里不可能涉及生产消费的问题；因为工厂主生产过多的麻布，他对纱、机器和劳动等的需求必然因而增加。因此，这里涉及的是私人消费的问题。麻布生产得太多了，但是橙子也许就生产得太少了。起初否定货币，是为了把买和卖的彼此分离说成是[并不存在的]。现在否定资本，是为了把资本家说成是完成W—G—W这个简单操作并且为了个人消费而进行生产的人，而不是把他看做以发财为目的、以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资本家。但是，资本太多这句话无非是说，作为收入被消费并且在既定的条件下可能被消费的产品太少。（西斯蒙第142。）那么，为什么麻布生产者要求谷物生产者消费更多的麻布，或者谷物生产者要求麻布生产者消费更多的谷物呢？为什么麻布生产者自己不把他的更大一部分收入（剩余价值）实现在麻布上，而租地农场主自己不把他的更大一部分收入实现在谷物上呢？就每一个人单独来说，人们承认，他们的资本化的需要妨碍这样做（且不说需要有一定的限度），但是就全体总起来说，人们就不承认这一点了。
　　（这里，我们完全撇开了由于商品的再生产比原来商品的生产便宜而产生的危机因素。而市场上的现有商品的贬值就是由此而来的。）
　　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爆发，而在特殊的（按内容和范围来说是特殊的）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爆发。
　　
　　至于生产过剩，它只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以生产力为尺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XIII—726]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总是被限制在平均的需要水平上，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总是限制在平均的需要水平上。
(1) 在手稿中，这一页的左上角缺损。结果原文前九行只留下六行的右半截，全文不可能完全恢复，但是可以猜测，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是“由可变资本的价值革命”而产生的危机。由比如说歉收引起的“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会导致用于“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的支出增加。“同时，也会导致对其他一切商品、即一切不加入”工人的“消费的商品”的需求“减少”。因此“这些商品按其价值出卖”就成为不可能，“它们的再生产的第一阶段”，即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就遭到破坏。于是，生活资料的涨价“导致其他生产部门发生危机”。
这一页缺损的部分的最后两行中包含着总结这全段议论的思想：“不论这种原料是作为材料加入不变资本还是作为生活资料”加入工人的消费，由于原料涨价都可能发生危机。——编者注
(2) 见本卷第245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3) （李嘉图把货币仅仅[看成]流通手段，这同他的下述看法是一回事：他把交换价值仅仅看成转瞬即逝的形式，看成是资产阶级生产或资本主义生产中仅仅形式上的东西；因此，在李嘉图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特定的生产方式，而是唯一的生产方式。）134
(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228—233页。——编者注
(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564页。——编者注
130 　这个片断是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中分析批判大·李嘉图的理论时写的。其中对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到现实的发展作了系统的论述。本片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556—606页，标题是编者加的。——245。
131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2章第2节中的（a）《商品的形态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82—493页）。——245。
132 　指关于《资本一般》研究的第三部分，在马克思有可能是1861年夏天起草的《资本章计划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83—593页）中，它的标题是《III．资本和利润》。稍后，马克思不再称“第三章”（Drittes Kapitel），而称“第三篇”（Dritter Abschnitt）（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22页）。后来又把它称做第三册（见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
这一章的开头部分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笔记本第973—1021页和第XVII笔记本第1022—1028页。从《资本论》第三部分或第三篇的计划（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139页）来看，马克思原本计划在这一章里写两篇关于利润理论的历史补充材料。其实，在本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马克思已经详细地批判分析了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利润的看法，揭示了那种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相混淆而产生的理论谬误。——251。 133 　在写完关于危机问题的片断之后不久，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70a页和第XIV笔记本第771a和861a页上写了关于危机形式的短评，并注明：“对第716页的补充”。根据马克思的这一提示，这几页文字被收入这里。——252、254、255。
　　[134]　这是一小段关于大·李嘉图对货币和交换价值的观点的插话。马克思把这段插话放在括号中，并注明：这段话对叙述的直接联系有妨碍，应该移到别处去。本卷以脚注形式把它放在这里。——259。
135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39页上有关的论点，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05页上已经引用过。李嘉图在该书第347页上有关“需求是无限的……　资本的使用也是无限的”论点，马克思在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06—707页上也引用过。——259。
136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章《资本一般》中的《资本的生产过程》，见该手稿第I—V笔记本第1—2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7—407页），特别是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那两节。——261。
137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42页上有关于要得到钱，只有增加生产的论点，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12页上已经引用过。李嘉图在该书第339—340页上有关于“他不可能继续不断地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的论点，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10页上也引用过。——262。
138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41—342页上有关于商品生产过多以致不能补偿它所花费的资本的观点，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08、711、712页上曾多次引用过。——270。
139 　指让·萨伊在他的《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第15页的下述论断：如果英国商品充斥意大利市场，那么，原因就在于能够同英国商品交换的意大利商品生产不足。萨伊的这一论断见其匿名著作《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5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X笔记本第381页和第X笔记本第400页也分析了萨伊的如下论点：“某些产品的滞销，是由另一些产品太少引起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86和326页。——271。
140 　见托·图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8—1857年伦敦版第1—6卷，特别是第4卷第1部分第3—35页，谈到气候条件对价格的影响。——273。

[141]　马克思在1857—1859年写作经济学手稿期间，逐步形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结构计划：第一册考察“资本”；第二册——“土地所有制”；第三册——“雇佣劳动”；第四册——“国家”；第五册——“对外贸易”；第六册——“世界市场”。第一册“资本”是最基本的一册，它又分为四篇，分别考察“资本一般”、“竞争”、“信用”、“股份资本”。对竞争的专门研究属于第一册“资本”第二篇的内容，即《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它应在第一篇“资本一般”之后论述（见马克思1858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
后来，当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三卷手稿时，他把与竞争有关的某些一般性论述放在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那一篇，即第二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159—234页）。——273。
142 　西斯蒙第用“生产和消费之间日益不成比例”来解释危机（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371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75页又回过头来谈到西斯蒙第对危机的观点，既指出西斯蒙第的概念中积极的因素，又指出它所固有的根本缺点。
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编第三节《生产》中指出，“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起源于西斯蒙第，在他那里这种解释还有一定的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03页），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从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引了下面一段话作为西斯蒙第观点的例证：“可见，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越来越缩小，工业就越来越需要到国外市场去寻找销路，但是在那里，它会受到更大的变革的威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3页脚注（3））。——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