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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1年4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你的信按时收到了。现在我手头的事情很多。因此只能写几句话。我完全无法理解，你怎么能把1849年6月13日之类的小资产阶级的示威游行318同目前巴黎的斗争相提并论。
如果斗争只是在机会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不利的“偶然情况”，决不应该到法国社会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普鲁士人盘踞法国并兵临巴黎城下这样一种隋况中去寻找。这一点，巴黎人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但是，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也知道这一点。正因为如此，这些恶棍才要巴黎人抉择：或是进行战斗，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再见。
卡·马·
注 释
318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法国派兵镇压意大利革命，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动用军队干涉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宣告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