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的纲领草案（1899年底）

我们党的纲领草案60

（1899年底）

　　看来，首先应当谈谈是否真正迫切需要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的问题。我们听到在国内工作的同志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现在并不那么迫切需要制定纲领，迫切的问题是发展和巩固地方组织，更稳妥地组织鼓动工作和书报传送工作，制定纲领的工作最好等到运动有了比较牢固的根基时再进行，现在制定纲领可能没有基础。
　　我们不同意这种意见。是的，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FN1。但是，马克思也好，社会民主党的任何其他理论家或实际活动家也好，都不否认纲领对于政党的团结一致、始终一贯的活动有重大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正好已经经历了同不愿意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派别的社会党人和非社会党人进行极其激烈论战的阶段，同时也经历了各个小规模的地方组织分散进行活动的运动初级阶段。生活本身要求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创办共同的刊物，出版俄国工人报纸。1898年春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曾经宣布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制定党的纲领，这就清楚地证明，正是运动本身要求我们制定纲领。目前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已经不是开展过去那种分散的“手工业方式的”工作，而是进行联合，进行组织。为此就需要纲领；纲领应该表述我们的基本观点，明确规定我们当前的政治任务，提出一些最迫切的要求，以便确定鼓动工作的范围，使它步调一致，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从争取实现零星小要求的局部性片断性鼓动提高到争取实现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要求的鼓动。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已经带动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社会党人和觉悟工人，因此迫切需要用纲领来巩固他们之间的联系，从而为他们今后更广泛的活动打下牢固的基础。最后，纲领之所以迫切需要，还因为俄国舆论常常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真正的任务和活动方式发生极其严重的误解。这些误解部分是由于我国政治腐败而必然产生的，部分是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有意制造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必须重视这个事实。要想把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就必须建立政党，而政党要领导俄国社会的一切民主分子，就必须消除所有这些误解。有人会反对说，现在不适宜制定纲领，还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内部发生意见分歧并开始争论。我觉得，恰恰相反，这正是说明必须制定纲领的又一个理由。一方面，既然开始了争论，那么可以预料，在讨论纲领草案的时候，一切观点和一切观点的细微差异都会提出来，纲领的讨论也就会更全面。争论表明，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普遍关心有关我们运动的目的、运动的当前任务及其策略等广泛的问题，这正是讨论纲领草案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为了使争论不致没有结果，不致变成个人的争吵，不致造成观点混乱和敌我不分，在这场争论中绝对必须加进纲领问题。只有弄清楚分歧究竟在哪里，分歧的程度有多深，是实质上的分歧还是枝节问题上的分歧，这些分歧是不是妨碍全党共同工作，争论才是有益的。而且只有在争论中加进纲领问题，只有争论双方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纲领性的看法，才能解答所有这些亟待解答的问题。制定党的共同的纲领，当然决不是要结束一切争论，但是这样就能够确定关于我们运动的性质、目的和任务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应该成为团结一致（尽管党员之间在枝节问题上有某些分歧）进行斗争的党的旗帜。
　　现在言归正传。
　　人们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自然而然地会把目光集中在“劳动解放社”成员身上，因为他们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为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发展做了许多事情。我们老一辈的同志，对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要求，反应是及时的。1898年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奠定基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筹备就绪，差不多在同时，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98年3月），并在书中刊载了“劳动解放社”早在1885年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草案》作为附录。
　　现在我们就从这个草案讨论起。尽管这个草案公布快有15年了，但是我们认为，它大体上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而且完全具备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水平。这个草案确切地指出了在俄国（其他国家也一样）能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独立战士的唯一阶级是工人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指出了这个阶级的奋斗目标应该是“把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变为公有财产”，“取消商品生产”，“代之以新的社会生产制度”，即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指出了“改造社会关系”的“必要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应当随着各国的社会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指出了俄国的特点是“劳动群众受着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和正在衰亡的宗法式经济的双重压迫”；指出了俄国革命运动同“工业无产阶级这一更敏感、更活跃、更开展的新阶级的”形成（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过程的联系；指出了成立“革命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指出了党的“首要政治任务”是“推翻专制制度”；指出了“政治斗争的手段”，提出了政治斗争的基本要求。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内容都是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原理提出来以后，无论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或在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特别是在俄国社会思想和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已经不断地得到了证实。因此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可以而且应该把“劳动解放社”的草案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基础，只要作局部的校订、修改和补充就行了。
　　现在我们想指出我们觉得需要作局部修改的几个地方，希望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就此交换一下意见。
　　首先当然应该稍微修改一下纲领的结构。在1885年，这个纲领是国外革命者一个团体的纲领，他们虽然正确地规定了唯一能够取得胜利的运动发展道路，但是他们当时还没有看到比较广泛的、独立的俄国工人运动。而1900年要谈的已经是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所建立的工人政党的纲领了。由于有这种区别，除了必须作一些校订以外（这是不言而喻的，不必多谈），还必须把造成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物质条件及精神条件的经济发展过程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组织这个斗争）提到首位，并且要着重强调。对俄国目前经济制度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的说明（参看“劳动解放社”纲领：“自从农奴制废除以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自然经济的旧制度让位给商品生产……”）应该作为纲领的重点，接着就应该概述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人民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贫困、压迫、奴役、屈辱、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FN2。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61的第二段中也重述了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伯恩施坦周围的批评派近来大肆攻击的正是这一点，他们重复着资产阶级自由派和社会政治家反对“贫困化理论”的陈词滥调。在我们看来，就这个问题的论战已经充分证明这种“批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伯恩施坦自己也承认马克思这句话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的趋势是正确的。如果无产阶级不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这种趋势，如果工人阶级不能争得工人保护法，这种趋势就会变成现实。目前在俄国，这种趋势在农民和工人中间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其次，考茨基指出，“贫困等等的程度不断加深”这句话，不仅可以用来说明上述趋势，而且可以用来说明“社会贫困”的增长，即无产阶级生活状况同资产阶级生活水平，同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大大增长而不断提高的社会消费水平之间愈来愈不相适应。最后，这句话还可以用来说明在资本主义的“边疆”（即资本主义刚刚产生而资本主义前的制度仍然存在的国家和国民经济部门）贫困大大增长，那里不仅“社会”贫困大大增长，而且可怕的物质贫困也大大增长，甚至发生挨饿和饿死人的现象。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用于俄国要比用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确当十倍。我们认为必须把“贫困、压迫、奴役、屈辱、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这句话加到纲领中去，理由是：第一，这句话十分中肯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基本的和重大的特性，说明了我们眼前发生的过程，也就是说明了产生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第二，它概括了工人群众最难忍受和最为愤慨的许多现象（失业、微薄的工资、吃不饱、挨饿、资本的严酷纪律、卖淫、奴仆的增加等等，等等），为鼓动工作提供了大量材料；第三，由于这样确切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极有害的后果以及工人愤慨的必然性，我们就能够同动摇不定的分子划清界限，这些人虽然“同情”无产阶级，要求实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改良”，但是力图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专制政府和革命者之间采取“中庸之道”。要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团结的、能坚定不移地为政治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政党，现在就非要同这班人划清界限不可。
　　这里必须简单地谈一谈我们对爱尔福特纲领的态度。大家从上面已经可以看出，我们认为必须对“劳动解放社”的草案进行一些修改，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接近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我们决不怕说，我们是想仿效爱尔福特纲领，仿效好的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何况现在常常听到有人对这个纲领进行机会主义的和模棱两可的批评，我们就更有责任公开表示赞成这个纲领了。但是仿效决不应该是简单的抄袭。仿效和借鉴是完全应该的，因为在俄国也有同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过程，俄国社会党人和工人阶级也有同样的基本任务。但是，在仿效和借鉴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俄国的特点，这些特点应该在我们的纲领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现在可以预先说明，第一，这些特点关系到我们的政治任务和斗争手段；第二，这些特点也关系到反对资本主义前的宗法制度的一切残余的斗争，关系到这一斗争所引起的对农民问题的特殊提法。
　　我们作了这番必要的声明，现在再往下谈。我们已经指出了“贫困的程度不断加深”，接着就应当说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指出这个斗争的目的（把一切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用社会主义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指出工人运动的国际性，指出阶级斗争的政治性及其当前的目的（争得政治自由）。承认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工人政党的首要政治任务，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认为要说清楚这项任务，首先应该说明目前俄国专制制度的阶级性质，说明推翻这个制度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指出这一点在理论上也是必要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阶层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指出这一点在实践上也是必要的，这样就能说明社会民主党在宣传、鼓动和组织方面的各种活动的中心。我们觉得，除此以外还应该在纲领中专门写一段，说明社会民主工党还有这样一项任务，就是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反对专制政府腐蚀和模糊人民政治意识的一切企图。专制政府企图用官吏的监督和假仁假义的施舍，用我们德国同志称之为“Peitsche　und　Zuckerbrot”（皮鞭和糖饼）的蛊惑政策来腐蚀和模糊人民的政治意识。所谓糖饼就是小恩小惠，施给那些为了物质生活局部的和某个方面的改善而放弃自己的政治要求去做蛮横警察的驯顺奴隶的人（给大学生的是宿舍等等，给工人的——只要回忆一下1896年和1897年圣彼得堡历次罢工时财政大臣维特所发表的公告62或内务部官员在颁布1897年6月2日法令的委员会上所发表的那些保护工人的演说就够了）。所谓皮鞭就是加紧迫害那些不愿领受小恩小惠，始终为政治自由而斗争的人（如送大学生去当兵63；1897年8月12日颁布关于放逐工人到西伯利亚的通令；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等等）。糖饼是用来引诱、收买和腐蚀那些意志薄弱的人的；皮鞭则用来恫吓为工人事业为人民事业而战的正直的和自觉的战士，要他们“不为非作歹”。只要专制制度还存在（现在我们应当使我们的纲领适应专制制度还存在这一情况，因为专制制度的垮台必然会引起政治条件的巨大变化，使工人政党根本改变对自己当前政治任务的提法），我们就应该预料到政府会千变万化地加紧采用这些蛊惑手段，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地同它进行斗争，揭露警察讨好人民的虚伪性，说明政府的改良与工人斗争的联系，教导无产阶级利用每次改良来巩固自己的战斗阵地，使工人运动更加扩大，更加深入。在纲领中必须指出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这是因为同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紧密结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举起一般民主主义的旗帜，以便把一切能够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或者只能给以某种支持的阶层和个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对于我们纲领的原则部分应该写清楚的要求，对于纲领应该尽量确切尽量突出地加以说明的基本原理，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样。我们认为，“劳动解放社”纲领草案（原则部分）的下列几条应该取消：（1）对农民土地所有权形式的说明（农民问题我们下面就要谈到）；（2）对知识分子“不坚定”等等的原因的说明；（3）关于“废除现行政治代表制，代之以直接的人民立法”这一条；（4）关于“政治斗争的手段”这一条。是的，我们并不认为最后一条有什么过时的或不正确的东西，相反地，我们认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正应当是“劳动解放社”指出的那些（进行鼓动——建立革命组织——“在适当时机”转入坚决的进攻，原则上甚至并不放弃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觉得，1885年国外革命团体的纲领必须说明进行活动的手段，而工人政党的纲领就不宜这样写了。纲领无须对手段问题作出规定，手段应该让进行斗争的党组织和规定党的策略的党代表大会去选择。纲领也不一定要谈策略问题（但是一些极其重要的和原则性的问题如对待反对专制制度的其他战士的态度等除外）。策略问题随时产生随时可以在党报上进行讨论，最后由党代表大会加以解决。我们认为恐怖手段问题也应该这样处理。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从原则方面，而是从策略方面），因为随着运动的发展，杀死奸细的事件会自发地增多，工人和社会党人看到愈来愈多的同志在单人牢房和流放地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一定会激起更加强烈的愤怒。为了把话说清楚，我们还要声明一句：在我们看来，恐怖手段在目前是一种不适当的斗争手段，党（作为一个党）应该屏弃这种手段（在情况还没有改变，还不能变换策略之前应该如此），应该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巩固组织和正常递送书报。这里就不多谈这个问题了。
　　至于直接的人民立法问题，我们觉得现在根本不应列入纲领。在原则上不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同直接的人民立法代替议会这一点联系起来。在我们看来，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讨论以及考茨基论述人民立法的著作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考茨基根据历史和政治的分析认为人民立法在下列条件下有一定的好处：（1）没有城乡对立或城市占优势；（2）有成熟的政党；（3）“没有独立地同人民代表机关相对抗的过分集中的国家政权”。俄国的情况完全相反，因而我国的“人民立法”有蜕化成帝国主义的“全民投票”的严重危险。考茨基在1893年谈到德国和奥地利两国时曾经说：“对于我们东欧人，直接的人民立法是‘未来国家’的制度。”那么谈到俄国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认为，在专制制度还统治着俄国的今天，我们只能要求“民主立宪”，因此与其采用《爱尔福特纲领》实践部分的头两条，还不如采用“劳动解放社”纲领实践部分的头两条。
　　现在来谈纲领的实践部分。我们认为，这一部分按其实质而不是按段落来说，可以分为三部分：（1）要求一般的民主改革；（2）要求采取保护工人的办法；（3）要求采取有利于农民的措施。第一部分可以采用“劳动解放社”的“纲领草案”所提出的要求，不必作重大的修改，这些要求就是：（1）普选权；（2）发给代表津贴；（3）实行普遍的、非宗教的、免费的义务教育，等等；（4）公民的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5）信仰、言论、集会等等绝对自由（这里似乎应该特别加上罢工自由）；（6）迁移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这里似乎还应该加上“迁徙自由”和“完全废除身分证”]；（7）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等等；（8）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9）“修改我国全部民法和刑法，取消等级划分和有损人的尊严的刑罚”。还应该加上一条：“规定男女有完全平等的权利。”这一部分还应该提出关于财政改革的要求（“劳动解放社”纲领把这一条列为“工人政党根据上述基本政治权利所要提出的”要求之一），即“废除现行税制，实行累进所得税”。最后，这一部分里还应该提出下面这项要求：“官吏由人民选举产生；每个公民有权控告任何官吏，事先不必向上级申诉。”
　　至于实际要求的第二部分，我们可以借鉴“劳动解放社”纲领提出的一项总的要求，就是“用法律调整工人（城乡工人）同企业主的关系，并且成立有工人代表参加的相应的视察机关”。我们觉得，工人政党应当更详尽更缜密地说明这方面的要求，应当提出：（1）实行八小时工作制；（2）禁止开夜工，禁止雇用14岁以下的童工；（3）每个工人每周至少要有36小时不间断的休息时间；（4）把工厂法和工厂视察制推行到一切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中去，推行到官办工厂、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者中去。由工人选举与视察员权力相等的助理视察员；（5）在一切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建立工业法庭和农业法庭，由厂主和工人双方选出数量相等的代表担任审判员；（6）任何地方都绝对禁止用商品支付工资；（7）用法律规定厂主应当对工业工人和农村工人的一切工伤事故负责；（8）用法律规定，凡要雇用工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每周至少支付工资一次；（9）废除一切违反雇主同雇工权利平等的法律（例如，工厂工人和农村工人旷工要受刑事处分的法律，雇主比雇工有更多的自由取消雇佣合同的法律，等等）。（当然，我们只是把我们所希望的要求提出来，并没有修饰成可以列入草案的最后方案。）纲领的这一部分应该（同上一部分联系起来）为鼓动工作规定基本的指导原则，这当然决不排斥个别地方、个别生产部门、个别工厂等等的鼓动员提出形式略有不同的、更具体更局部的要求。因此在制定纲领的这一部分时，我们应该力求避免两个极端：一方面不要漏掉任何一项对整个工人阶级有重大意义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不要陷于细枝末节，纲领中充塞一些细节是不合适的。
　　我们认为，纲领应该完全排除“劳动解放社”纲领中提出的“国家援助生产合作社”的要求。无论根据别国的经验，无论从理论上来考虑，或者从俄国现实生活的特点来看（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警察政府惯于卖弄“劳动组合”和对“民办工业”的“保护”，等等），都不能提出这项要求。（当然，15年前的情况和现在有许多不同，那时社会民主党人把这种要求列入自己的纲领是很自然的。）
　　现在我们来谈纲领实践部分的最后一部分即第三部分：有关农民问题的要求。“劳动解放社”纲领中有这样一项要求：“彻底改变我国的土地关系，即改变赎买土地和把土地分给农民村社的条件。只要农民认为合适，应当给予放弃份地和退出村社的权利，等等。”
　　我觉得，这里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社会民主工党确实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相应的要求（我说“相应”，是因为我认为需要作一些修改）。
　　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俄国农民问题和西欧农民问题有重大的差别，然而差别仅在于：在西欧所谈的农民几乎都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农民，在俄国所谈的，主要是受资本主义前的制度和关系的压迫、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并不比受资本主义压迫轻（甚至更重）的农民。在西欧，农民作为阶级已经完成了为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残余提供战士的使命，在俄国则还没有完成。在西欧，工业无产阶级早就同农村截然分离，而且这种分离已经由相应的法制固定下来。在俄国，“工业无产阶级按其成分和生活条件来说，还同农村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上引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第11页）。诚然，在我国农民分化为小资产阶级和雇佣工人的过程来势迅猛，但是还远没有结束，而且，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在旧农奴制范围内进行的，全体农民还套着一条连环保和纳税村社的沉重锁链。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即使坚决反对保护或支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私有制或小经济（如笔者），也就是说，即使他（如笔者）在土地问题上同现在常被资产者和机会主义者骂作“教条主义者”和“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一边，也可以而且应当主张（这样做丝毫不违背自己的信念，相反地，正是出于自己的信念）工人政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明支持农民（决不是把农民当作小私有者阶级或小有产者阶级），因为农民能够同农奴制残余、特别是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我们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既然声明，只要大资产阶级能够同上述现象进行革命斗争，我们就支持，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不同样地支持人数众多的、逐渐同无产阶级溶合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呢？如果说，支持大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要求并不等于支持大资产阶级，那么支持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也决不等于支持小资产阶级。相反，正是政治自由为俄国开辟的发展道路，将大大促使小经济在资本的打击下趋于灭亡。我觉得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对这一点是不会有争论的。那么全部问题就在于：（1）怎样提出要求才不致支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小有产者？（2）我国农民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同农奴制残余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
　　我们先谈第二个问题。俄国农民当中有革命分子，这大概谁也不会否认吧。农民就是在改革后也举行暴动反对地主，反对地主的管家，反对保护地主的官吏等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土地而引起血案和骚动等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农民（只要稍微给他们一点教育，就能唤起他们做人的尊严）对那帮带着地方官头衔、骑在他们头上的高等流氓的横行霸道愈来愈愤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千百万人民愈来愈经常处于挨饿状态，人民不能再对这种“粮食困难”置若罔闻，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农民中的宗教派别和理教派别在滋长（在宗教掩护下表示政治抗议，这并不是俄国一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各国人民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共有的现象），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由此可见，农民中有革命分子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我们决不夸大这些分子的力量，我们没有忘记农民在政治上的不开展和闭塞，我们决不抹杀“俄国的毫无意义的残暴骚动”64同革命斗争之间的区别，也决不忘记政府在政治上欺骗和腐蚀农民的手段是层出不穷的。但是，从这一切中间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把农民当作革命运动的体现者是荒谬的；党如果认为自己运动的革命性取决于农民的革命情绪，那是愚蠢的。我们根本没有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去这样设想。我们仅仅是说：工人政党要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教诲，要不犯重大的政治错误，就不能忽视农民中的革命分子，就不能不支持这些分子。至于俄国农民中的革命分子能不能至少有西欧农民在推翻专制制度时的那种表现，这个问题，历史还没有作出回答。如果不能有这种表现，这也丝毫不会损害社会民主党的美名和它的运动，因为农民不响应（也许是无力响应）党的革命号召，这不是党的过错。不管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怎样背叛，工人运动现在和将来都会沿着自己的道路一往直前。如果能够有这种表现，而社会民主党却没有支持农民，那党就会永远丧失自己的美名，称不上是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
　　谈到上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指出，“彻底改变土地关系”的要求是不明确的。在15年前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已经足够了，但是现在却未必能令人满意，因为现在我们既要给鼓动工作提供指导性的材料，又要同小经济的维护者划清界限，而这种人在目前俄国社会中为数极多，支持他们的有不少很“有威望的”人物，如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维特先生和内务部的许多官吏。现在我们提出我们纲领实践部分第三部分的初步方案，供同志们讨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一切反对现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并且宣布支持农民，因为农民是俄国人民中最没有权利和最受俄国社会中农奴制残余压迫的阶级，它能够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根据这一原则，提出下列要求：
　　（1）取消赎金、代役租以及目前农民这个纳税等级所承担的一切义务。
　　（2）把政府和地主用赎金方式从农民身上掠夺去的钱归还人民。
　　（3）废除连环保和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一切法律。
　　（4）消灭农民对地主的农奴制依赖关系的一切残余，不管这些残余的产生是由于特殊的法律和制度（例如乌拉尔矿区农民和工人的情况），是由于没有划定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的地界（例如西部边疆区地役权残余65），还是由于地主割去了农民的土地，使农民实际上陷于以前徭役农民的绝境。
　　（5）农民有权向法庭要求降低过高的地租，控告地主的高利贷行为以及任何人乘农民生活困难而与之订立盘剥性的契约。”
　　我们应特别详细地论证这个方案，这并不是因为纲领的这一部分最重要，而是因为对它争论最多，它同一般公认的、为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所接受的道理相差甚远。我们认为首先申明（有条件地）“支持”农民是很必要的，因为一般说来无产阶级不能而且也不应该保护小有产者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只是在这个阶级具有革命性的条件下才给以支持。既然现在正是专制制度体现着俄国的一切落后现象，体现着农奴制、无权地位和“宗法制”压迫的一切残余，那么就必须指出，工人政党支持农民，只是因为农民能够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这一论点看来好象是同“劳动解放社”草案的论点抵触的，该草案说：“专制制度最主要的支柱是农民不问政治和思想落后。”但是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生活本身的矛盾，因为农民（以及一切小有产者阶级）的特点就是具有两重性。我们不再列举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人所共知的论据，来证明农民具有的充满内在矛盾的地位，我们只想提一下马克思对50年代初法国农民的一段描写：
　　“……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雾月十八日》第99页FN3）可见，工人党必须支持的正是力求推翻“旧制度”的农民，在俄国则首先和主要是力求推翻专制制度的农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始终认为必须从民粹主义的理论和倾向中汲取其革命的一面。在“劳动解放社”的纲领中，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上面所引的“彻底改变”等等的要求中，而且表现在下面这段话中：“但是，不言而喻，即使现在那些与农民有直接接触的人也能通过在农民中的活动而对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作出重要的贡献。社会民主党人不仅不该推开这些人，而且会尽一切努力在自己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上同他们取得一致的意见。”在15年前，革命的民粹主义的传统还保留着的时候，作这样的声明是足够了，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想使社会民主工党成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我们就必须自己开始讨论在农民中“活动的基本原则”。
　　但是，我们提出的要求会不会使我们去支持农民的所有制，而不去支持农民本身？会不会使小经济巩固起来？这些要求是否和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进程相适应？下面就来研究一下这些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极其重要的问题。
　　在第1项和第3项要求上，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大概不会有实质上的分歧。第2项要求可能会引起实质上的分歧。在我们看来，提出这项要求有以下几点理由：（1）赎金是地主对农民的直接掠夺，缴纳赎金不仅是为了赎取农民的土地，而且是由于农奴制关系，政府从农民身上搜刮去的钱比它付给地主的要多，这都是事实；（2）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事实已经了结，已经载入历史的档案，因为现在大叫当时“吃亏”的高贵的剥削者，并不是这样看待农民改革的；（3）现在，千百万农民经常挨饿，而政府却克扣饥民救济金，把大量金钱白白送给地主和资本家，白白消耗在冒险的对外政策上，因此，现在指出为特权阶级利益服务的专制政府的统治使人民遭受了多少苦难，就更是适时和必要了；（4）社会民主党人不能眼看农民挨饿、饿死而无动于衷。至于必须最广泛地救济饥民这一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从来没有不同的意见。未必有人敢断言，不采取革命措施也能大力救济饥民；（5）剥夺皇族的土地和大量征用贵族土地（即实现这项要求的结果）只会促进俄国整个社会的发展。反对这项要求的人也许会以“不可能实现”为主要理由。如果仅仅用反对“革命主义”和“空想主义”这类空话来证实这一点，那我们预先声明，这类机会主义的空话绝对吓不倒我们，我们认为这种话毫无意义。如果有人通过分析我们运动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来证实这一点，那我们完全承认，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也是有益的。我们只指出一点，即这项要求不是独立的，而是支持农民（在农民具有革命性的条件下）这一要求的一部分。至于农民中这些分子的表现究竟如何，力量究竟有多大，历史会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如果认为某些要求“可能实现”不是指这些要求总的来说符合社会发展的利益，而是指它们要符合当前的政治经济情况，那么这种标准是完全错误的。罗莎·卢森堡曾经认为波兰独立的要求“不可能实现”（对波兰工人党来说），考茨基在反驳她的时候令人信服地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当时考茨基（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用爱尔福特纲领关于官吏由人民选举产生这项要求作为例证。在今天的德国，这项要求是不是“可能实现”，很值得怀疑，但是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把自己的要求限制在目前形势和目前条件下能够实现的狭小范围内。
　　其次是第4项，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提出消灭农奴制依赖关系一切残余的要求，这一点在原则上大概谁也不会反对。问题也许仅仅在于这项要求如何表述以及范围多大，譬如是不是需要包括如下的要求：采取措施消除农民在1861年土地被割后实际上所处的徭役制的依赖状况。依我们看，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应该是肯定的。文献已经充分证明，实际存在的徭役（工役）经济残余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并且给社会发展（及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必由之路自然而然地”能够而且最后一定会消灭这些残余，但是，第一，这些残余根深蒂固，不能指望很快消灭；第二，也是主要的一点，“必由之路”无非意味着实际上（由于工役制等等）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受地主奴役的农民的死亡。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在自己的纲领中避而不谈这个问题。有人会问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项要求呢？我们认为，在纲领中用不着谈这一点。当然，实现这项要求（同实现这部分的几乎所有的要求一样，要靠农民中革命分子的力量）需要各地选出的农民委员会（同那些在60年代进行了“合法”掠夺的贵族委员会相对抗）对各地情况作全面的考察；纲领中的民主要求足以确定实现这项要求所必需的民主权利。这正是“劳动解放社”纲领所说的“彻底改变土地关系”。上面已经谈到，我们原则上同意“劳动解放社”草案的这一条，只是希望：（1）附带说明一下无产阶级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为农民的阶级利益而斗争；（2）确定这种改变的性质是消灭农奴制依赖关系的残余；（3）更具体地表达这些要求。我们预料会有另一种反对意见：重新考虑割地等问题势必会使这些土地归还农民。这是显而易见的。难道这不是巩固小私有制即巩固小块土地私有制吗？难道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希望用小经济来代替可能是在被掠夺的农民土地上经营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吗？这岂不是反动的措施！我们的回答是：毫无疑问，用小经济代替大经济是反动的，我们不应该这样主张。但是要知道，这里所研究的要求是要达到“消灭农奴制依赖关系的残余”这一目的，因此不可能导致大经济的分裂；这项要求仅仅是针对着实质上是纯粹徭役制式的旧经济提出的，对旧经济来说，摆脱一切中世纪束缚（参看第3项）的农民经济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当然，要在这里划一道分界线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本来就没有认为我们纲领中的某项要求会“很容易地”实现。我们的职责是确定基本原则和基本任务，至于细节问题，那实际解决这些任务的人会考虑的。
　　最后一项要求的目的同前一项一样，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前生产方式的一切残余（在俄国农村中这种残余非常多）。大家知道，俄国农民的地租往往掩盖着徭役关系的残余。最后这一项的思想我们是借鉴考茨基的；考茨基曾经指出，在爱尔兰，格莱斯顿自由党内阁在1881年通过了一项法院有权降低过高地租的法律，考茨基把“设立专门的司法机关来降低过高的地租”（Reduzierung　über-miger　Pachtzinsen　durch　dazu　eingesetzte　Gerichtshofe）这一条列入他所希望实现的要求。在俄国，这样做特别有利于消除徭役关系（当然，要以民主方式来设立这样的法庭）。我们认为，在这一项内还可以包括关于高利贷的法律适用于盘剥性契约这一要求，因为在俄国农村中这种盘剥非常严重，沉重地压迫着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大大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所以反对这种盘剥是非常必要的。法庭要确定契约是不是盘剥性契约，是不是高利贷契约，并不比确定地租是不是过高更困难。
　　总的说来，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要求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目的：（1）消灭农村中一切资本主义前的、农奴制的制度和关系（纲领实践部分的第一部分是对这些要求的补充）；（2）使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具有更公开更自觉的性质。我们认为，正是这些原则应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的指针；我们必须坚决地同我国的许许多多力图缓和农村阶级斗争的人划清界限。占优势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就具有这个特点，但是在坚决驳斥他们的同时[正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向伦敦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附录》中所做的那样]，我们不应该忘记把民粹主义的革命内容划分出来。“既然民粹主义曾经是革命的，曾经反对过等级官僚主义国家和这个国家所支持的对人民群众的种种野蛮的剥削和压迫，那么作适当修改之后，它应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组成部分。”（阿克雪里罗得《论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第7页）俄国农村中现在交错着两种主要的阶级斗争形式：（1）农民反对享有特权的土地占有者和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2）日益成长的农村无产阶级同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第二种斗争当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还必须支持第一种斗争，因为这同社会发展的利益并不矛盾。农民问题在俄国社会中和俄国革命运动中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一事实就反映了第一种斗争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必须防止一种可能产生的误会。我们说社会民主党要向农民发出“革命号召”。这是不是分散力量，对于必须集中力量进行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工作是否有所妨碍呢？绝对不是。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承认集中力量是必要的，1885年的“劳动解放社”草案和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也都指出了这一点。因此，担心社会民主党人会分散力量是毫无根据的。纲领不是指令，纲领应该概括整个运动，而在实践中当然有时要把运动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提到首要地位。现在谁也不会反对纲领必须既谈工业工人，也谈农业工人，虽然还没有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想到在目前情况下号召同志们到农村去。但是，即使没有我们的努力，工人运动也必然会把民主主义思想传播到农村中去的。“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鼓动工作必然会使社会民主党小组直接接触到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农民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上引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第13页），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迫切需要“土地纲领”（从上述意义来看，严格说来这当然完全不是“土地纲领”）的原因。我们在进行宣传鼓动时，经常碰到所谓农民-工人，就是同农村保持着联系、在农村有亲戚和家属并且时常到农村去的工厂工人。关于赎金、连环保、地租等问题，连京都的工人也是经常关心的（更不用说乌拉尔的工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也已经开始深入到他们中间）。如果我们不注意正确指导到农村去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那我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其次，也不应该忘记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如国民学校教师。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处于受屈辱的地位，他们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人民没有权利和受压迫的情形，所以他们普遍同情社会民主主义（在运动进一步开展的情况下）是毫无疑义的。
　　总之，我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组成部分应该是：（1）指出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性质；（2）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后果是贫困的增长和工人愤慨情绪的增长；（3）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我们运动的基础；（4）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指出这个运动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努力夺取政权，指出运动的国际性；（5）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具有政治性；（6）指出保护剥削者、造成人民无权地位和受压迫地位的俄国专制制度是工人运动的主要障碍，因此，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也必须争取政治自由，这是党的当前的政治任务；（7）指出党将支持反对专制制度的一切政党和居民阶层，将对我国政府蛊惑人心的诡计进行斗争；（8）列举各项基本的民主要求；然后（9）提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要求；（10）维护农民利益的要求，并且说明这些要求的一般性质。
　　我们完全认识到，不和同志们多次商讨，要制定令人十分满意的纲领条文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认为必须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不能再拖了（根据上述原因），我们希望全党所有理论工作者（以“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为首），所有在国内做实际工作的社会党人（不仅仅限于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很想听听其他派别的社会党人的意见，我们决不会拒绝刊登他们的评论），以及全体觉悟的工人，都来帮助我们。
载于1924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211―239页

脚  注

FN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页。——编者注
FN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页。——编者注
FN3 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9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8页）。——编者注

注  释

60 《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是列宁在流放中写的。文中所以提到1900年，看来是因为准备发表该文的《工人报》拟于1900年复刊。这篇文章是列宁1895―1896年在狱中写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69―93页）的续篇。——186。
61 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的通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拉萨尔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的胜利。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重大缺点，主要是没有提出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任务，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草案曾提出过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页），可是他的一些重要意见在纲领定稿时没有被采纳。——190。
62 列宁指的是俄国政府在1896―1897年罢工期间散发的传单。如财政大臣谢·尤·维特在1896年6月15日的传单上就曾号召工人不要听信“煽动分子”（社会主义者）的话，而要等待政府改善生活和减轻工作，还说什么政府对于“工厂主的事情和工人的事情是同样重视的”。维特威胁说，要把擅自停工作为不法行为加以惩罚。——192。
63 指1899年7月29日（8月10日）俄国沙皇政府批准的《因聚众滋事而被开除的高等学校学生服兵役的暂行条例》。这个条例规定，凡参加集体行动反对高等学校的警察制度的学生，一律开除学籍并罚当兵1―3年。俄国所有高等学校的学生一致要求废除这个《暂行条例》（参看列宁《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文，见本卷第346―351页）。——192。
64 “俄国的毫无意义的残暴骚动”一语出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是小说主人公彼得·格利尼尧夫少尉站在贵族立场上对叶·伊·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污蔑。——198。
65 地役权是使用他人土地的有限物权，如步行或乘车马通过邻近地段的权利等，起源于罗马法。西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保留和发展了这种权利。这里说的是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村中公共道路、割草场、牧场、池塘等等的使用权。由于这些地方被地主霸占，农民要为地主服额外劳役，才能取得这种使用权。——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