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自由派和俄国杜马
……要想了解这次辩论
(2)是多么无聊，回顾一下60年前的柏林联合议会是不无益处的，那时资产阶级还是第一次披挂上阵参加议会斗争。当时的资产阶级很少有什么英勇举动。请看马克思对他们的描绘：“它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象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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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当时的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权利得到保证以前，也仍然善于扣住每一个铜板，并限制国王和容克的收入；它宁肯失掉国王的宠爱，也不愿牺牲自己的长子继承权来帮助国王免除破产的命运。
当时，联合议会里的自由派无论如何也比现在的自由思想者精明。他们愿意唾弃关于“有益的工作”的空谈，他们宁肯停办当时象建筑东方铁路这样的对国家富强十分重要的工程，也不甘心放弃自己的制宪权利。
在帝国国会结束预算辩论的同时，俄国召开了第二届杜马，这更容易勾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俄国革命时期议会的情形与其说象1789年的法国革命时期的议会，还不如说更象1848年普鲁士革命时期的议会；俄国第一届杜马的情形在某些方面同过去在柏林剧院召开的臭名远扬的“妥协者议会”非常相似，甚至连某些细节也几乎一样，如议会被解散后立宪民主党多数都曾发表过没有结果的拒绝纳税的号召。而普鲁士政府召集的第二届议会也同本届俄国杜马一样，带有更鲜明的反对派色彩，可是一个月之后就又被强迫解散了。现在有不少人已经预言，新的俄国杜马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是那些绝顶聪明的自由派却冠冕堂皇地劝告人们：要保全杜马，要以多做“有益的工作”来取得人民的信任。这一点的含义如果是象自由派所解释的那样，那么它就是对新杜马的所有的劝告中最愚蠢的一个。
历史不会重演。新杜马是革命的产物，它同过去的第二届普鲁士议会完全不一样。它是在选举遭到极端卑鄙无耻的压制下选举出来的，这种对选举的压制，连德国“帝国撒谎同盟”的所作所为同它比起来都大为逊色。在这一届杜马的左派中，立宪民主党已经不再占统治地位；现在的左派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党团的影响下已经是一支受过锻炼的队伍。要想迅速地解散杜马并不那样简单。如果杜马的解散与否完全取决于沙皇政府的意志，它就不会花费精力制订一套既可憎又可恶的程序来压制选举了。沙皇政府需要一个人民代表机关来应付债权国，以挽回它破产的命运，同时它已经没有任何可能——即使它的情况没有困难到那样的程度——来制造更卑劣的选举制度，更粗暴地压制选举。
在这一方面1849年的普鲁士反动派还有一张最大的王牌：取消普选权，实行三级选举，这样选出来的所谓人民代表机关就不会对它进行任何严重的反抗，而它对国家债权人来说毕竟是一种保证。
新杜马的选举恰恰表明了俄国革命的规模比过去的德国革命要大得多。另外，革命选举出新杜马无疑也不是偶然的，因为革命打算利用杜马。然而，如果革命听从德国自由派的英明劝告，努力去做自由派所谓的“有益的工作”来争取人民的信任，那它就背叛了自己；如果它这样做，它就会走上德国自由派已走了60年的那条卑鄙可耻的老路。这位奇妙的英雄所指的“有益的工作”只会使新杜马去帮助沙皇政府摆脱财政困境，从而得到一点可怜的施舍，即只有斯托雷平之类的内阁才能处心积虑地制造出来的“改良”。
现在让我们引一个史例来说明“有益的工作”的含义。1789年夏天，当国民议会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法国农民的解放的时候，天才的卖身求荣的冒险家米拉波，这位立宪民主党的最伟大的英雄曾经把这一事件比作“可恶的狂饮节”。但是在我们看来，这却是“有益的工作”。与此相反，普鲁士农民的解放却象乌龟爬行一样，从1807年到1865年几乎拖了60年，并且无数农民被残暴地夺去了生命，我国自由派认为这是“有益的工作”而大肆宣扬。在我们看来，这却是“可恶的狂饮节”。
总之，如果新杜马愿意执行自己的历史任务，毫无疑问应当从事“有益的工作”。可喜的是关于这一点意见完全一致。问题只在于，这项“有益的工作”应当是什么样的工作。从我们方面来看，我们希望并预祝杜马成为生育它的俄国革命的工具。
梅林这篇文章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当前存在的流派。
首先不能不注意到，作者在比较1905年及以后几年的俄国革命和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时，把第一届杜马比作有名的“妥协者议会”。妥协者这个名词是马克思创造的。马克思在他办的《新莱茵报》
140上就这样称呼当时的德国自由派。这个绰号已经作为无产阶级思想在评价资产阶级革命方面的一项永恒的财富载入史册。
马克思所以把革命时期的德国自由派叫作“妥协者”，是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当时以“妥协论”作为自己政治策略的基础，要求人民同王权妥协，要求革命力量同旧政权妥协。这种策略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利益：资产阶级害怕把革命进行到底，害怕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害怕农民完全战胜他们中世纪的剥削者，即在经营上当时仍然保留着不少农奴制特点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促使它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妥协”）反对革命，而自由派知识分子则创造出一种“妥协论”来掩饰自己对革命的背叛。
梅林引用的那一段精彩的论述使人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革命时代怎样鞭笞了这种实行妥协的资产阶级。凡是熟悉梅林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的著作，尤其是他们在《新莱茵报》上所写的论文的人，一定都了解这样的论述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
让那些同普列汉诺夫一样，企图引用马克思的话来为社会民主党右翼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辩护的人考虑考虑这一点吧！这些人依靠不恰当地摘录一些东西来作为自己的论据：抓住关于支持大资产阶级反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一般原理，不加鉴别就把它用于俄国的立宪民主党和俄国革命。